你这个被学院派称为痞子作家的人，为什么在作品中说话做事都混不吝的人物，在性爱上却如此清白、自制？

王朔：我觉得我直到今天仍没有找到一个描写性的好方法。

大部分人写性是不干净的、不健康的，我倒觉得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顾城的《英儿》写性写得比较好。

看了他们的东西，在那种感觉中，我对写性有了点信心，觉得性关系也可以写得不那么猥琐。

在中国作家中，说一千道一万，性写得就是不好。

性关系也是我过去写作中的一个禁忌。

当时作品中对性，写得过分，编辑也不太愿意，八十年代还不是那么性开放。

我那时基本上就不直接描导胜，就是用些评议、靠些气氛来写。

但现在我恐怕就要写性了，因为作品中不能避免它。

回避只是无能的表现，关键是找到一种健康的心态健康的写法。

探讨人和人的关系、男女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多小说就是写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中没有性是不可能的，没有男女关系，好多事就出现不了，合合分分的，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性。

但是动不动把性的冲突弄成性格冲突、价值冲突、生活习惯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真实，这样写性就要付出不真实的代价，或者说夸大了生活中性关系的重要性。

性就是性，在日常生活中，它是挺单纯挺简单的。

包括在《过把瘾就死》这样纯粹描写家庭生活、感情生活的作品中，不写性就像缺了一条腿似的，你就没法把全部面貌写出来。

我今后的写作不会再回避这个性问题了，我会正面去写它，我觉得真实的东西都不胜，没什么不干净的。

至于有些作家身胜写得让人觉得胜，觉得落俗套，是因为作者对此并没有什么个人独特的感受，或者这种性描写搁在这儿可有可无，并不特别必要，但他错误地一定要搁在这儿。

还有一个是他在这问题的把握上有问题，比如很多人肿胜关系确实抱着不健康的想法。

那样写的话，他会把性当成很严重的事情，他把这事看得过分严重，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显得在这上面着力过大，夸大了性的作用。

那些年有人写性也经常过分强调性的作用。

我个人的性欲比较正常。

我当然觉得性这东西很重要，但我没有把它当成决定性的，性对一般人来说，没重要到可以扭曲一个人的性格的程度，我始终没这看法。

我感到当我再在写作时面临性的问题时，也许可以正视这个问题，老回避也不是个办法。

老侠：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性描写基本上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性就是性，赤裸裸的，没有情的性，甚至就是y乐、纵欲，玩弄的别名，比如《金瓶梅》那种，更过分的是《肉蒲团》，用类似文学手法写成的性交姿势示范。

一种是把性写成纯情，性变成了或升华为情，《红楼梦》是典型的代表，其他如《牡丹亭》那种情可以使人生、使人死。

使人死而复生的。

曹雪芹写性的方法完全是传统的，凡写到粗俗的性关系，都是毫无爱情分明的性，像凤姐戏弄贾蓉，像薛潘一群人的y荡。

但一写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晴雯等人，就再没有赤裸裸的性了，而是精致的典雅的以情为轴心的，把性转化为完全的情。

在中国，很少有把性与情融合很好的描写。

要么是《金瓶梅》式的性宣泄性放纵，要么是《红楼梦》那样的把性诗意化，所谓由性到情嘛。

中国人的说法叫升华，传统文化还以两种性观念区别人性与兽性。

人性是《红楼梦》，兽性是《金瓶梅》。

王朔：所谓升华，在我觉得就是意y。

而对《金瓶梅》式的性描写，一定要进行道德声讨，诸如每回的诗曰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