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狡猾。”

“社会的错。”

我挤挤眼。

“有时很坏的作品也能得到好评。”

大成不服气。

我笑，“噫！

你妒忌，你够胆说人家的作品坏。”

他沉思。

“大成，别再想下去，出版社来催稿了。”

“我还没有题材。”

我怕他在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

“你以前说的，大成，顺手拈来的题材最好。”

“不可以，读者要求不一样了。”

我很替他难过，他说过，一个写作人最怕碰到这种关口：文恩干涸。

到家没多久，他便成为忧郁小生，深居简出，也不再接受访问，亦不搞宣传。

我很怕他会得在本市消失。

如果他一直有作品面世，那不宣扬也不打紧，怕只怕一无作品，二不露面，一下子他就遭淘汰。

一日半夜，他打电话来，大成承继了许多候活晓治的习惯，他甚至不在白天与人聊天，因为他说黑夜令他觉得安全。

他说他要写一本小说。

（语气像他从前根本没有写过小说一样，一点信心都没有。

）

“用什么题材？”

我怕扫他的兴。

“我做了许多资科搜集，我要写三十年前的上海。”

我不出声。

这也很容易，随便找一个五六十岁的上海人，就可以从他口中得到一切资料，这有什么稀奇，很枯燥的题材，我看不出为何八十年代的读者要对三十年前的事感到兴趣。

但我不敢发表意见，我怕他更加意兴阑珊。

“战争场面很难写。”

他说。

“你可以写“冲呀”

……”

我忍不住说。

“你再这样我真的不同你说了。”

“大成，为什么一定要战争？”

“战争铁蹄下的人民是伟大的。”

“大成，我们不伟大吗？努力建设一个这样先进而繁荣的城市，每个市民都有发光出力，你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取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