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兰德站在空荡荡的走廊，眼睛直盯着&ldo;毕尔曼律师&rdo;的铜制门牌将近十分钟后，才按了门铃。

大门的锁&ldo;咔嗒&rdo;一声开了。

今天是星期二。

他们第二次会面，她有不好的感觉。

她并不怕毕尔曼‐‐莎兰德几乎没有怕过任何人、任何事。

但话说回来，这个新监护人令她感到不安。

他前一任的潘格兰律师温文有礼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类型。

但三个月前，潘格兰中风，尼斯•艾瑞克•毕尔曼便根据某种官僚作业顺序接收了她。

莎兰德接受社会与精神病监护十二年，其中两年在儿童诊所时，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ldo;你今天好吗?&rdo;她就从未给过相同答案。

她满十三岁时，法院根据少年保护法，判决将她关进乌普萨拉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

这项判决主要是基于她情绪不稳，可能对同学甚至她自己施暴产生危险。

每当老师或任何相关工作人员试图和这个女孩谈论她的感觉、感情生活或健康状况，她总是沉着脸不说话，眼睛死盯着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令人备感受挫。

她会交叉手臂，拒绝接受任何心理测验。

她对于一切针对她所进行的评估、衡量、制图、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学校功课上‐‐校方可以将她带进教室，也可以把她绑在椅子上，却无法阻止她不听课、不拿笔作笔记。

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没有拿到证书。

正因如此，就连要诊断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难。

总而言之，莉丝•莎兰德就是个难应付的人。

她满十三岁那年，法院也决定指派一名受托人来维护她的利益与资产、直到她成年为止。

这名受托人便是潘格兰律师，尽管一开始相当艰难，他却做到了精神科医师与其他医师办不到的事。

渐渐地，他不但赢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获得些许温暖。

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

她的家庭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庭，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庭慢慢重返社会。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

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待了两星期就逃走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也很快便半途而废。

那个时候，潘格兰把她找来严肃地谈话，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她再继续这样，就会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个威胁奏效了，于是她接受了第四个寄养家庭‐‐一对住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米索玛克兰森的老夫妻。

然而这并不表示她行为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