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来，吃寿面。”

我拉他起来。

陶陶调皮地笑。

他是这样的不快乐，连带影响到他的家人。

我记得母亲说当年他是个很活泼倜傥的年轻人，祖父在上海租界做纱厂，很有一点钱，他一帆风顺进了大学，天天看电影吃咖啡结交女朋友，早已拥有一架小轿车，活跃在球场校园。

一到香港便变了，母亲说他像换了个人。

他一边把面拨来拨去净挑虾仁来吃，一边还在咕哝，“……投机！

叶成秋做的不过是投机生意，香港这块地方偏偏就是适合他，在上海他有什么办法？这种人不过是会得投机。”

我与陶陶坐到九点半才离开，仁至义尽。

“可怜的外公。”

她说。

我完全赞同。

陶陶说下去：“他们一家像是上演肥皂剧，不停地冲突，不停地埋怨。”

我说：“他忘不了当年在上海的余辉。”

“以前外公家是不是很有钱？”

“当然。

连杨家养着的金鱼都是全市闻名的；一缸缸半埋在后园中取其凉意，冬天的时候，缸口用蔑竹遮着，以防降霜，雪水落在鱼身上，金鱼会生皮肤病……不知多少人来参观，你外公所会的，不外是这些。”

陶陶问：“转了一个地方住，他就不行了？”

我也很感慨，“是呀。”

要奋门，他哪儿行？

但叶成秋是个战士。

在上海，他不过是个念夜校的苦学生，什么也轮不到，但香港不一样，父亲这种人的失意沦落，造就了他的成功，父亲带下来的金子炒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也就是他发财的时候，时势造就人，也摧毁人。

陶陶说：“我喜欢叶公公多过外公。”

你也不能说陶陶是个势利小人，谁也不爱结交落魄的人，不止苦水多，心也多，一下子怪人瞧不起他，一下子怪人疏远他，弄得亲友站又不是，坐又不是，父亲便是个最佳例子。

“外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手上据说还有股票。”

连陶陶都说：“股票不是不值钱了吗？”

我把车子开往母亲家。

陶陶说：“我约了人跳舞。”

她身上本就是一套跳舞装束，最时兴的t恤，上面有涂鸦式图案，配大圆裙子，这种裙子，我见母亲穿过，又回来了。

我心微微牵动，穿这种裙子，要梳马尾巴或是烫碎鬈发，单搽嘴唇膏，不要画眼睛……

我温和地说：“你去吧，早些回来。”

她说：“知道了。”

用面孔在我手臂上依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