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苦笑，“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刚要分辩，酒店房门敲响，傅于琛犹疑着没去应门，我心中已经有数。

我说：“这位小姐如果不太重要，我帮你打发如何？这上下怕你也已经没有心情了。”

傅于琛十分尴尬。

我去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一位红发女郎，披着件红狐大衣，一刹时分不出哪一部分是她的毛发，哪一部分是动物的皮子。

我取出一张针票递给她，说道：“他正忙呢，下次再说吧。”

随即关上门。

等了三分钟，红发女没有再敲门，我才放心的回座。

傅于琛忍俊不禁，用一只手遮住额头，不住摇头。

“我还是得走了。”

拿起电话叫街车。

他先是不出声，过一会儿问：“这两年的生活，到底如何？”

我淡淡地回头问：“你是指没有你的生活？”

他转过身子。

“渴。”

我轻轻说，“没有什么可解决那种渴的感觉。”

他浑身震动。

“为什么不叫我留下来？”

他没有回答。

我披上大衣，戴上手套，离开他的房间。

走到楼下大堂，不知是心不在焉，还是太过疲倦，膝头忽觉无力，跪了下来。

还没出丑，身后即时有人将我扶起，“傅于琛。”

我挣扎着回首。

不是他，这次不是他，他没有跟上来，我把着陌生人的手臂，深深失望。

“小姐，你没有事吧。”

“没有事，谢谢你。”

乘搭计程车回到公寓，已是深夜，牙买加那组人把电话打得烂掉，催我即时归队，吼叫不停，令人心乱上加乱。

忽然之间我厌烦到极点，打开冰箱，捧出巧克力蛋糕，开始吃。

不住飘忽流离的旅行，永恒性节食，紧张的工作，都叫人精神支撑不住。

填饱肚子，摔下匙羹，倒在床上。

第二天中午来敲门的是傅于琛。

雪还在下。

他身上深灰色凯丝咪大衣的肩膊上沾着雪花，雪溶了，就是小小一个水渍。

他说：“为什么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