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接连发生的事情，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以致30多年后他仍连连不忘。

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开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ot;鲍罗廷以奉诏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甚解。

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

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

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

最后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

&ot;蒋介石断定，这并不是季山嘉个人的意思，而是&ot;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ot;。

此前，季山嘉在给莫斯科的信中坦言，他同鲍罗廷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作用问题上&ot;发生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ot;。

根据他对中国军队情况的研究，认为从军队中清除共产党员的问题，&ot;不仅是完全荒谬的，而且实际上极为有害的&ot;。

季山嘉还断定，从军队中召回共产党员，&ot;百分之九十有碍于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百分之百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的工作。

&ot;他责怪鲍罗廷的工作方法过于僵化，&ot;其危害越来越大&ot;。

季山嘉认为，鲍罗廷虽然在广州做出了巨大功绩，但&ot;更多的他做不了&ot;。

他告诉莫斯科，如果有谁来取代鲍罗廷，那他是&ot;最满意不过的了&ot;。

于是，他请求莫斯科向广州派遣一名新的强有力的工作人员，而且&ot;必须是优秀的党员&ot;。

蒋介石同季山嘉的之间紧张关系在蒋介石拘留王懋功后达到了顶点，以致蒋介石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然而，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是，对他的辞职，汪精卫&ot;既不批准，亦不挽留&ot;，一直拖了半个多月。

蒋介石似乎按捺不住了，于2月27日拜访了汪精卫，明确表示：&ot;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

&ot;蒋介石感到不满和恼火的是，他在3月8日同汪精卫的谈话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

直到3月14日，汪精卫仍然没有批准蒋介石辞职，反而&ot;间接的暗示&ot;蒋介石&ot;离粤&ot;。

此时，蒋介石预感到，&ot;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

辞职而未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ot;。

难道蒋介石真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吗？恰好就在这时，中山舰奉命驶抵黄埔，蒋介石乘机发动了一场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ot;半暴动&ot;。

苏联人没有料到的是，&ot;蒋介石采取的行动会在某种程度上牵涉到历来不干预国民党内部事务的顾问们&ot;，所以，当他们得知蒋介石&ot;反对俄国顾问及共产党之举动&ot;时，犹如&ot;晴天霹雳&ot;。

实际上，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莫斯科对广州的政局作出了完全乐观的估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东方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有着巨大的进步，而且有些地方的发展，甚至比所期待的还要迅速，并且把广州国民政府看作是&ot;东方革命民主政府的第一个榜样&ot;。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基本核心就是同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等各阶层利益共同性基础上，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制度，为争取革命独立和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而斗争的&ot;一个革命联盟&ot;。

这就是说，广州国民政府&ot;已经与工人、农民及城市民主派的最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击败了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

&ot;因此，广州政府就成为&ot;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同时成为国内将来的革命民主建设的榜样。

&ot;共产国际还相信，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右派的斥责以及对国民党同共产党联盟必要性的确立，巩固了&ot;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活动的革命方向&ot;。

季诺维也夫甚至预计，中国共产党今后在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中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这种乐观的情绪下，当苏联人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时，难免会&ot;为之一惊&ot;。

3月24日，苏联顾问团在广州召集全体成员开会。

布勃诺夫在会上分析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由三类矛盾造成的：一是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之间的矛盾；二是国民革命中一道战斗的基本力量之间，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三是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

布勃诺夫指出，为了保证中国国民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ot;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ot;。

他还批评了在这方面的所谓过火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会造成以下结果：（1）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ot;打倒赤祸&ot;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并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这就是布勃诺夫从中山舰事件中得出的所谓&ot;实际教训&ot;。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妥协退让的表现。

布勃诺夫还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苏联顾问在军事工作上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为：没有预见到在国民政府里可能发生的冲突；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的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三月事变中暴露得很明显；军队集中管理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的暗中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