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省也确实是仁义的。

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曾经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奶奶背回过家（确切地说，应该是搀扶）。

小学二年级，她就担负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了。

我们的姥姥不能用公厕的蹲坑，她每天坐在屋里出恭。

我们的父母当时也都不在北京，那几年我们与姥姥相依为命。

白大省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很多城市都在放映一部名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这部电影使每一座电影院都在抽泣。

我和白大省看《卖花姑娘》时也哭了，只是我不如她哭得那么专注。

因为我前排的一个大人一边哭，一边痛苦地用自己的脊梁猛打椅子背，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

他弄出的响动很大，可是没有人抱怨他，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哭。

我左边那个大人，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任凭泪水哗哗地洗着脸，一条清鼻涕拖了一尺长他也不擦。

我的右边就是白大省，她好像让哭给呛着了，一个劲儿打嗝儿。

就是从看《卖花姑娘》开始，我才发现我的表妹有这么一个爱打嗝儿的毛病。

单听她打嗝儿的声音，简直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老爷们儿。

特别当她在冬天吃了被我们称为&ldo;心里美&rdo;的水萝卜之后，她打的那些嗝儿呀，粗声大气的，又臭又畅快。

&ldo;老爷们儿&rdo;这个比喻使我感到难过，因为白大省不是一个老爷们儿，她也不游手好闲。

可是，就在《卖花姑娘》放映之后，白大省的同学开始管她叫&ldo;白地主&rdo;了，只因为她姓白，和《卖花姑娘》里那个凶狠的地主一个姓。

有时候一些男生在胡同里看见白大省，会故意大声地说：&ldo;白地主过来喽，白地主过来喽！

&rdo;

这绰号让白大省十分自卑，这自卑几乎将她的精神压垮。

胡同里经常游走着一些灰色的大人，那是一些被管制的&ldo;四类分子&rdo;。

他们擦着墙根扫街，哈着腰扫厕所。

自从看过《卖花姑娘》，白大省每次在胡同里碰见这些人，都故意昂头挺胸地走过，仿佛在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白地主，我和他们不一样！

她还老是问我：哎，除了和白地主一个姓，你说我还有哪儿像地主啊？白大省哪儿也不像地主，不过她也从未被人比喻成出色的人物比如《卖花姑娘》里的花妮，那个善良美丽的少女。

我相信电影《卖花姑娘》曾使许多年轻的女观众产生幻想，幻想着自己与花妮相像。

这里有对善良、正义的追求，也有使自己成为美女的渴望。

当我看完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之后，我曾幻想我和影片中那个宁死不屈的女游击队员米拉长得一样，我惟一的根据是米拉被捕时身穿一件小格子衬衣，而我也有一件蓝白小格衬衣。

我幻想着我就是米拉，并渴望我的同学里有人站出来说我长得像米拉。

在那些日子里我天天穿那件小方格衬衣，矫揉造作地陶醉着自己。

我还记住了那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纳粹军官审问米拉的女领导、那个唇边有个大黑痦子的游击队长时，递给她一杯水，她拒绝并冷笑着说：&ldo;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

&rdo;我觉得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台词，那么高傲，那么一句顶一万句。

我开始对着镜子学习冷笑，并经常引逗白大省与我配合。

我让她给我倒一杯水来，当她把水杯端到我眼前时，我就冷笑着说：&ldo;谢谢啦，法西斯的人道主义我了解！

&rdo;

白大省吃吃地笑着，评论说&ldo;特像特像&rdo;。

她欣赏我的表演，一点儿也没有因无意之中她变成了&ldo;法西斯&rdo;就生我的气，虽然那时她头上还顶着&ldo;白地主&rdo;的&ldo;恶名&rdo;。

她对我几乎有一种天然生成的服从感，即使在我把她当成&ldo;法西斯&rdo;的时刻她也不跟我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