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陵园，韩桂心继续她的讲述，从上午九点一直讲到下午六点。

这天她穿得比较随便，套头羊绒衫，牛仔裤，平底帆布鞋，手里拎个长方形带盖子的柳编篮子。

她的心情也不沉重，好像昨天讲的全是别人的事。

她的装束和她提的大篮子，给人感觉她就是来作一次文明轻松的郊游。

近中午，当我觉出肚子饿时，韩桂心便打开篮子，托出两套保鲜纸包好的自制三明治，她递给我一套，又忙着拧开不锈钢真空保温壶，往两个纸杯里冲咖啡。

“意大利泡沫咖啡。”

她一边告诉我，一边殷勤地把一杯热腾腾的、坚挺的泡沫已经鼓出杯口的咖啡递给我，并不忘在杯底垫上一小块餐巾纸。

咖啡的香气和它那诱人的弹性形状，以及三明治的松软新鲜，都引起我的食欲。

联想起她昨天讲过她父亲对于煮鸡蛋火候的严格要求，我想他们父女可能从未在一起生活过，但他们的生活习惯却有着血缘带来的抹不掉的痕迹。

吃完喝完，她又拿出几粒大若牛眼的据说是智利的葡萄请我品尝。

我尝着智利葡萄，虽然觉得比当地的“巨丰”

之类的品种也好不到哪儿，却还是客气地表示了欣赏——我感觉韩桂心这种女人比较希望听到别人的欣赏。

果然她挺高兴，她说：谢谢你这么耐心听我说话，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听我说话了。

韩桂心讲这话时神气比较诚恳，甚至可以说软弱，这一瞬间不太像从昨天到今天我认识的她。

我母亲名叫张美方，从我会说话那天起，我就对我母亲直呼其名——我想是她教我这么叫的。

我叫她张美方妈妈，她叫我韩桂心女儿。

听上去既欠礼貌又少教养，但细细品来，你会觉得这恰是我们母女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平等，散漫，再加几分不容置疑的同心同德。

我必须和张美方妈妈同心同德，因为这世界上没人能帮我们。

这道理从小我就明白，而且让我明白这道理也是我母亲的愿望。

自从她失掉了丈夫，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我身上，她死心塌地地爱我，爱得让我起疑：我认为这里有和我父亲——她的前夫较量的成分，她要让他看看，她并不是离了他不行，她单枪匹马也能把我抚育成人。

为此她尽可能让我生活得愉快。

可什么是愉快呢？我有我的理解。

我是一个追求特殊的孩子，做梦都想出人头地。

对我来说，只有特殊，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愉快。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被母亲领着进了北京路幼儿园。

其实所谓进幼儿园，在我不过是从幼儿园后院转到了前院。

北京路幼儿园你是知道的，在当时可说是一所贵族幼儿园。

明亮的教室、游艺室和幻灯室，香喷喷的专供小朋友淋浴的卫生间，干净的宿舍和每日一换的床单枕套，由营养护士严格把关的营养配餐，还有花园、糙坪、秋千、转椅、滑梯、木马，以及跷跷板、攀登架……这所有的一切都展示在前院里，后院则是厨房、锅炉房和两排教职工宿舍，我们就住在后院。

据我母亲说，我能进北京路幼儿园是不容易的，全靠了她在这里当老师——类似今天所讲的走后门。

北京路幼儿园通常只接收本市范围极小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子女。

我母亲的话应该使我知足，但我却觉得反感，因为自此我知道了我不是属于那一小部分中间的，我比他们低，我本不该被这里接受的，我连从正门走进幼儿园的权利都没有，我只配每天从后院绕到前院去。

特别当我看见有的小朋友是乘坐大人的小汽车由大人陪着来考幼儿园，是坐着大人的小汽车被接走又被送来时，我吃惊得差点嚎叫起来（笔者感到惭愧，因为笔者小时候也乘市长奶奶的汽车上过幼儿园），差点儿冲我母亲大叫“张美方妈妈我恨你！”

我承认我的血管里流着我父亲的血。

我是多么不愿意像他啊，我应该对我母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