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

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

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

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

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

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

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

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

“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

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份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善净女人。

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

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

买烟啊。

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里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

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

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

他并且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

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

除了作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

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

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

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

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

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

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