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电视和阅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电影，角色由同学自选，映象一出来，我们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着剧情讲德文配音‐‐这个我最拿手。

&ldo;听写&rdo;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字听写考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

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学便很悲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

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绩，发现不该错的小地方都拼错了，便责备了我一顿。

他也是求好心切，说到成绩，居然加了一句‐‐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

心里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

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湿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

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头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

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

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

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

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

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

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

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

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

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的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然后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国，车子由我开到西德南部一个德国家庭中去度节。

我们讲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动身。

那时，由西柏林要返回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口必然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

我是中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花机票钱的。

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他。

那位朋友叫米夏埃。

他坚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交部去拿过境签证。

如果不给，就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