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农民起义不反对沙皇制度，而是拥护沙皇制度，只不过这个沙皇按他们的想象来说是&ldo;好的&rdo;、&ldo;庄稼汉的&rdo;沙皇。

这种朴素的、幼稚的皇权主义的基础，是俄国的宗法制度。

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封建时代农民意识的这类特点产生的原因：&ldo;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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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讲，俄国贵族的政治思维同样也是不发达的。

在本质上，他们是沙皇的奴仆，是无限的君主权力的拥护者和保卫者。

即便在改朝换代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也从不能公开提出其政治要求，而只会搞幕后阴谋。

但是，19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俄国宗法制社会意识冲突的结果，并不是自由主义被彻底排除，而是它同俄国传统的某种结合。

卡拉姆津的思想演变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许多苏联史学著作中，卡拉姆津都是作为反动农奴主贵族思想家出现的。

其实，这个结论并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

卡拉姆津是个贵族地主，青年时曾深受慈善、博爱精神和憎恨滥用权力的思想的影响，倾心于自由主义的学说。

因此，他在长时间远离家乡前决定让自己的农奴得到幸福。

他没有宣布解放他们，但把全部土地都给了他们，只要他们缴纳不多的租赋；他也没有任命管家‐‐他认为管家通常比最坏的主人还坏‐‐而是让农民自己选出领头人。

但他后来回到家乡时，发现农民并没有过上较好的生活，相反陷入了极端的贫困。

农民们对他解释说，他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不但留心自己的地产，还管理自己的农奴；而他给予农民的&ldo;自由&rdo;导致了偷懒和狂饮。

于是，卡拉姆津收回了土地，成为一个勤勉的主人，并分给穷人从事经营所需要的东西。

结果，农民生活好了，还特别感谢他给他们的命运带来的变化。

卡拉姆津从这段经历中得出结论：现在还不能把自由还给农民，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奴隶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