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ldo;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do;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ldo;大一统&rdo;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

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

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作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

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ldo;大一统&rdo;思想，与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ldo;同化&rdo;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ldo;正统政权&rdo;、&ldo;中原王朝&rdo;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ldo;内圣外王&rdo;，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而在中国思想界，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

在这一点，董仲舒功不可没。

但是，从思想发展的道路上来看，董仲舒窜改并且独尊儒术，为民族思维框了一圈不可摆脱的桎梏，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2．百家不存

有人说&ldo;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rdo;，这句话于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

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ldo;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

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

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

&rdo;&ldo;翻手为云、覆手为雨&rdo;固然是君主常态，&ldo;好大喜功、黩武嗜杀&rdo;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

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ldo;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rdo;，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

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

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ldo;巫蛊之祸&rdo;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ldo;半截伟人&rdo;。

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但在统一政治思想上，汉武帝操作起来要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或者说，董仲舒要比李斯识时务。

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的暴力手段统一思想，结果激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反抗。

而汉武帝吸取了这个教训，&ldo;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do;这种和平处理方式的影响远比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个书生要广泛得多、深远得多。

而且这二者自身又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严格地归属门派，董仲舒算不上真正的儒家，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外衣，整合阴阳家墨家等思想创立的新理论。

而李斯主张的是纯粹的法家思想。

之所以说汉武帝高明，是因为他懂得禁锢臣民的思想，烧杀都不管用，而是灌输给他们利于自己集权统治的思想，给他们的思想画一个大圈。

就像人们利用驴子的时候，不是把它们绑起来，而是蒙住它们的眼睛，让它在固定的地方拉磨转圈。

汉武帝让知识分子拉的磨就是董仲舒窜改后的新儒家思想。

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盛况，中国的哲学、社会、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发展。

儒、道、墨、法、阴阳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建构，真可谓&ldo;茫茫九派流中国&rdo;，泱泱大国的气派已然奠定！

秦时借重法家，汉初崇尚道家，各门各派尚无尊卑主末之分野。

就思想体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并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学说积极入世、接受并顺应历史前进的现实态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适宜用来治理国家，同时，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当时所有学派中，只有儒家学说同当时的中国古典学术和历史知识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些古籍经典本身极为宝贵，从而使儒家学说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儒家思想后来的深入人心，与它以教材为载体进行传播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