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4

威廉多普菲尔德博士，一个与谢里曼共事的人，也是他的顾问兼知交他是支持谢里曼的少数德国人之一很久之后的1932年，多普菲尔德写道:&ot;当谢里曼在特洛伊和伊萨凡工作时，一些学者，特别是德国语言学家对他冷嘲热讽，百般诋毁对这些行为，我始终无法理解后来，我依照《荷马史诗》着手发掘工作时，也遭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嘲笑和讥讽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他们的意见不但不公正，而且的确很不科学&ot;专业工作者不相信非专业出身的业余活动者，实质上是平庸之辈不相信天才人物他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地打发日子，如果别人要走出一条全新的冒险的路子来，即马丁路德所谓&ot;对人世间一切都不依赖&ot;，他们就看不惯了然而平庸之辈总是占大多数，并且往往有权有势

回顾科学发展史，不论上溯到多少年前，都能够看到，数不清的伟大成就都是外行的、业余的、非专业性的人做出来的这些人信仰坚定，自学成才，偏偏没有专家们的盲目与偏见，没有专业训练的条条框框的制约，所以，他们能够成功地跨越那些学院派正统设置的层层障碍17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冯盖里克的职业是律师18世纪制造蒸汽机的先驱帕平是个医生富兰克林是肥皂匠之子，连中学的门槛都没碰过，更甭说大学啦;后来不仅成了著名的科学家，而且成了伟大的政治家电的发现者加尔班尼首先是个医生据奥斯特尼尔德所著的电子化学史记载，加尔班尼之所以发现了电，恰恰是他正好缺乏电学知识弗朗霍佛尽管到14岁才识字，在光谱方面的著作却非常出色铁匠之子法拉第，当过订书匠的学徒，他的知识几乎全靠自学而得梅耶发现了能量不灭定律，但他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医生同为医生的赫尔姆霍茨，26岁时就出版了有关同一内容的著作乔治布封是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而一本地质学著作却是他最主要的著作解剖学教授索莫林发明了电报机画家莫尔斯编创了电报码，画家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三个毫无专业知识的军人齐柏林、葛罗斯和帕瓦西尔却发明了飞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假如把这些人和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一笔勾销，那么整个科学发展就不堪想像了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曾经一度忍受当时的所谓专家们的嘲笑和蔑视

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5

在考古学及其相关的领域里面也涌现了一批出色的业余活动者，例如，第一位优秀的梵文翻译者威廉琼斯本来是孟加拉的一名高级法官，而不是东方学者;古文学家戈罗特劳德是楔形文字的第一个翻译者，而他的事业继承人罗林生却是军官兼政界领袖;医生托马斯扬肇始了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这项艰难工程，而历史学家商博良则是这项工程的完成者铁路工程师休曼发掘了波贾蒙古迹

如果这些出色的成就都出自专业工作者之手，那谁也不会非议它们的价值但是，既然最后的成果是最为重要的，而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又无可挑剔，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格外感谢这些&ot;外行&ot;吗?诚然，在早期发掘工作中，谢里曼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一些应当保存的古建筑被他拆毁了，一些可能提供重要线索的古墙被他破坏了但对此问题，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的观点是:&ot;谢里曼的方法不分步骤，直挖到底看来科学上最大限度的成果就是这种方法带来的假如采用更为系统化的发掘方法，就有可能挖不到那山头下更加古老的几层，我们现在认识到的真实的特洛伊古文明就仍然深藏在地底下&ot;谢里曼早期对史料的解释和年代的判断大部分是不正确的，这当然十分可惜然而，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却以为到了印度，但是这个错误看起来并没有降低他发现美洲的实际价值一开始发掘希萨尔里克高地的时候，谢里曼简直就像一个孩子，用榔头乱砸玩具;从这时起到发掘迈锡尼、梯林斯的这段时期，在考古学上的造诣，他毫无疑问有了巨大的进展这一点，多普菲尔德和伊文斯都作了证实

然而谢里曼却苦于自己在国内缺少知音他发掘的成就明明摆在全世界的面前，偏偏福克汉玛学者直到1888年，在其所著《伊利亚特解》一书的再版中，竟然认定特洛伊战争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比喻，是对海潮与江河的矛盾、特洛伊平原上雾与雨的矛盾的一种影射对此，谢里曼从来就是严加驳斥的一个名叫波依梯克尔的少校，习惯于无理纠缠，拚命似地反对谢里曼他竟然说谢里曼故意破坏一些古墙残迹，因为假如保留下来可能会证明他的看法是错误的谢里曼给这位少校寄出了差旅费，让他到希萨尔里克来了一趟一起来到了现场，在场的几位专家都鉴定谢里曼和多普菲尔德是对的可那位少校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认真地巡视了一周，就打道回府去了回去以后，他居然言称，&ot;所谓特洛伊&ot;，不过就是远古时期的一座庞大的葬场而已于是，谢里曼邀请了几个国家的学者汇聚现场，在1890年作了第四次发掘有英、法、美、德四国学者参加了，共计14人为了学者的住宿，谢里曼特意在卡斯曼德罗斯谷周围建造一批木房子在无可置疑的证据面前，学者们一致认为谢里曼和多普菲尔德所说的都是正确无误的最后，谢里曼积累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出土的古文物在他的遗嘱里他表示愿意把这批出土文物转让给&ot;我最敬爱的&ot;国家的国家博物馆他先后向希腊政府和法国政府发出了信号，愿意把这批文物出卖给他们，然后到1876年，他又给彼得堡的一位俄国男爵写了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