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人而言，800美元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这笔款项等同于是过度的鼓励及强迫，赤贫的小虾米如何对抗得了资本家的全球企业呢?

假使器官匮乏问题能够像数学问题一样，简化成数字，那么要为美国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的10万人找到活体捐赠者，也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第三世界的卖家，而且这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经济实惠的途径。

在印度医院接受移植手术，费用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其中的经济利益实在太诱人了，因此有好几家美国保险机构也想分一杯羹，比方说，印美保健（dhealth）和联合集团（unitedgroupprogras）这两家机构经估算后发现，在美国国内进行长达数年的透析疗法，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最终仍会致死，相较之下，国外的肾脏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多了。

而这些公司与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那些有需求就几乎可立即安排器官移植的医院之间，恰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类的外包医疗方案十分诱人，2006年2月，西弗吉尼亚州议会考虑为州政府雇员提供一种正式保健计划，让选择在国外医院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可享有退款奖励。

在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这条法律规定仍待决议，然而整体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应注意，印美保健的网站声称他们会支付移植手术费用，但寻求活体组织的患者必须自行安排捐赠者，但只要有合适的医院联络人，就相当容易找到捐赠者）。

对受赠者而言，人体市场在临床上的优势胜过于合法竞争。

一般而言，活体捐赠的移植成功率高过于尸体捐赠，相较于接受脑死患者器官的患者，花钱买活体肾脏的患者通常活得比较久。

然而，尽管活体器官的费用较低，也较能延命，不过这种跨越司法管辖地购买器官的行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

虽然掮客能够让购买器官变成一件易事，但是器官卖家却没有因为卖器官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些。

几乎每一位在海啸难民安置区里的妇女都会说，在自己最绝望的时期，器官贩子利用了她。

有一位名叫罗妮的妇女就抱怨说，自从手术后，她就连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都痛苦得难以忍受，必须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才行。

罗妮的丈夫失去捕鱼工作后，就开始成天喝酒。

这是她麻烦的开端。

在一直缺钱的情况下，罗妮在女儿佳雅结婚时，就连简单的嫁妆都没能力准备，所以佳雅的婆婆和新婚的丈夫就把气出在佳雅身上。

他们强迫佳雅做额外的工作，动不动就打她，尽可能让她的生活过得痛苦不堪。

不到一个月后，佳雅回家看母亲时，试图喝下一夸脱（约1升）杀虫剂自杀。

罗妮发现女儿昏倒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赶紧抱起女儿，背她去当地医院。

那里的医生处理过很多喝杀虫剂自杀的人，因此医院里已备有中和剂。

数小时后，医生令她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只是必须在加护病房待到一周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