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护士给他advil止痛药，但是护士通过对讲机说，在给药之前，必须先取得上司的同意，她不想影响资料的准确度。

3个小时后，头痛药的许可才终于下来。

在这项研究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头痛，因此使用此壮阳药物的实际上限必须低于30毫克。

现在候诊室里满是头痛又勃起的男人，头痛和勃起，实在不是特别性感的组合。

我接下来还有两个周末要回来参加试验，但是等我走到大门出口，一位护士却递给我一张支票，上面的金额变少了，她说，接下来两周，他们不需要我了。

是因为我身体提供的数据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还是因为他们希望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的官方归档记录上，不会有那么多患者表现出头痛欲裂的症状?总之，他们没告诉我原因，但我还是收下了支票。

该项试验结束后，法兰克写了电子邮件给我，他说，如果想要收到全额款项，有时最好不要承认自己的症状。

法兰克顺利完成了试验，获得全额款项，南下至迈阿密，在夏末度一个月的暑假。

我不禁忖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依赖勃起功能障碍药物的试验，来赚钱维生呢?当风险有可能很小的时候，除了支票和头痛，我还能从中获得什么呢?还有在市场上推出另一种威而刚仿制品，究竟有何意义呢?

离开了临床劳工的工作后，我回到了没保险、没工作的世界，开始寻找其他赚钱谋生的工作。

我就跟所有的实验室小白鼠一样，一旦身体代谢完药物后，就尽完了职责。

同时，我也开始思考要不要去印度工作，我有大学学历，或许可以为学生开设国外课程。

结果，我发现，想在国外找工作的人，不只有我一个人。

药品一旦有测试准则的存在，就表示市面上的药物是安全无害的，并且经过了彻底的审查。

可是，获得核准的过程通常既漫长又昂贵，随随便便就有可能要耗资10亿美元，而最终能否获得核准，仍是未知数。

虽然像威而刚或是精英级癌症疗法等大获成功的药物，轻松就能收回大笔投资金额，但是欧美地区的药物试验成本还是让药物研发公司倍感压力。

尤其在没有囚犯作为试验对象后的20年间，药界对于增加的费用更是感到厌烦。

1990年代，新时代开始酝酿，大笔投资流向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国际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证券，使得制药产业成为高获利、高风险的轮盘游戏。

有愈来愈多的生物技术公司与药物研发公司，聘用了拥有ba学位的董事会作为领导阶层，他们再也不是关心患者治疗效果的科学家与临床医师。

投机的投资者可用便宜的价格买下股票支持公司，等待大有可为的临床试验结果在一夜之间将公司股票的价格提高一倍，然后让投资人赚得数百万美元。

即使在之后的规定监管阶段，发现药物最后是个没用的废物，钱也早就进了投资人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