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您将会承认宋代确实是一个富有别样魅力的时代。

日本与欧美汉学家认为宋代已出现&ldo;近代中国的特点&rdo;，自然有充分的理由。

而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如果我们同意宋朝的&ldo;近代&rdo;性质，那么我们还应当承认宋朝的&ldo;近代化&rdo;是自发的，是基于中国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并不是从外部输入，或者由于西方的&ldo;冲击&rdo;才产生的&ldo;反应&rdo;。

一百多年来，受西方启蒙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者给我们塑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观：中国历史是一个&ldo;长期停滞&rdo;的&ldo;超稳定结构&rdo;，中国传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巨大障碍，所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唯有不断&ldo;告别传统&rdo;。

但结果，我们丧失了文化自信，不相信中国历史内在的前进动力，在启蒙主义话语制造的迷雾中失去方向感。

现在，也许应该是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与传统，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刻了。

第一辑

本该是『天下大同』的节奏

谁说传统中国是&ldo;低信任社会&rdo;？

中国社科院曾经发布一份《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当前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低于60分的&ldo;及格线&rdo;，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

现实确是如此触目惊心。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社会，一是低信任社会，即社会信任只能建立在血缘关系上，信任半径到了血缘关系的边界便戛然而止的社会；一是高信任社会，即信任建立的基础超越了血缘，延伸到血缘之外的社会。

在低信任社会中，除了血缘组织，个人缺乏有机的联结，血缘之外便如一盘散沙；高信任社会则能够通过无数社群、团体为中介，联结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信任网络。

福山还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低信任社会，家族组织发达，但其他社群组织匮乏。

最近正在读宋代的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呈现出来的宋代社会，恰恰跟福山的论断不一样。

换言之，福山言之凿凿的定论，其实并不适用于宋人记录的社会生活。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商民最重&ldo;人情高谊&rdo;，若见外地人为京都人凌欺，&ldo;众必救护之&rdo;。

遇有官府接手处理民事纠纷，众商民也&ldo;横身劝救&rdo;，甚至有人愿出酒食，请官方出面调解，也不怕麻烦。

外地商人刚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这时邻居都会过来帮衬，送上汤茶，指引怎么做买卖之类。

更有&ldo;提茶瓶之人&rdo;，每日在邻里之间互相送茶，相问动静。

凡有红白喜事之家，&ldo;人皆盈门&rdo;，都是前来帮忙的。

批发美酒的大酒家，只要那些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便敢将价值百贯的银制酒器借与人家，甚至贫下人家来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银器供送，对连夜饮酒者，次日才将银器取回，也不用担心有人侵吞这些珍贵的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