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另一个城市金陵（今南京）也具有同样的美俗。

车若水的《脚气集》记述说，有人在金陵&ldo;亲见小民有&lso;行院&rso;之说&rdo;，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水浒传》中武大郎所经营的就是炊饼）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ldo;一城卖饼诸家&rdo;便会帮他张罗摊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ldo;百需皆裕&rdo;，谓之&ldo;护引行院&rdo;，而&ldo;无一毫忌心&rdo;。

车若水在记录了金陵商人的&ldo;护引行院&rdo;习惯之后，忍不住称赞道：&ldo;此等风俗可爱！

&rdo;

从宋人对身边社会生活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的商业城市，信任、帮衬陌生人，已经形成了一种&ldo;可爱的风俗&rdo;，人们只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

福山对宋代城市的这一习俗可能不了解，所以才断言传统中国是一个&ldo;低信任社会&rdo;。

不过他将&ldo;信任&rdo;定义为&ldo;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rdo;，则大有道理。

所谓&ldo;共享规范&rdo;，既包含了人为订立的契约、法律，更重要的成分其实是社会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体系。

我们可能不知道风俗如何形成又为什么形成，但习俗之下的人们都知道，只要遵循传统的风俗，便可以达成稳定的预期。

福山又认为，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一个民族的&ldo;自发社交性&rdo;密切相关。

对于缺乏&ldo;自发社交性&rdo;的民族来说，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

福山显然觉得中国人的&ldo;自发社交性&rdo;十分匮乏，只能建设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

但福山在这一点上也看走眼了。

如果他有机会在十二三世纪访问中国，他一定会发现宋人的结社，丰富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宋代的民间结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营利性的商业部门，即工商团体，宋人一般称为&ldo;行&rdo;、&ldo;团行&rdo;；一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宋人一般称为&ldo;社&rdo;、&ldo;社会&rdo;。

宋朝的团行，&ldo;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

&rdo;（《梦粱录》）这是置立团行的初衷：应付政府采购。

但团行成立之后，则获得了约束本行商人、维护市场秩序、同行互济互助的行业自治功能。

宋代城市的团行非常发达，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时杭州&ldo;有四百十四行&rdo;。

宋朝的&ldo;社&rdo;也很发达，就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记录的&ldo;社&rdo;，就有上百种，五花八门，什么社都有，演杂剧的可结成&ldo;绯绿社&rdo;，蹴球的有&ldo;齐云社&rdo;，唱曲的有&ldo;遏云社&rdo;，喜欢相扑的&ldo;角抵社&rdo;，喜欢射弩的可结成&ldo;锦标社&rdo;，喜欢纹身花绣的有&ldo;锦体社&rdo;，使棒的有&ldo;英略社&rdo;，说书的有&ldo;雄辩社&rdo;，表演皮影戏的有&ldo;绘革社&rdo;，剃头的师傅也可以组成&ldo;净发社&rdo;，变戏法的有&ldo;云机社&rdo;，热爱慈善的有&ldo;放生会&rdo;，写诗的可以组织&ldo;诗社&rdo;，连妓女们也可以成立一个&ldo;翠锦社&rdo;……各种结社应有尽有，只要你能拉到几位同好，就可以成立一个&ldo;社&rdo;。

《武林旧事》等笔记没有提及的结社，数目肯定更多，比如文的有&ldo;书社&rdo;（参加科考的士子结成读书社）、书院，武的有弓箭社、山水寨，等等。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宋人对于结社的偏好：北宋时，有一个叫王景亮的读书人，闲得蛋痛，&ldo;与邻里仕族浮薄子数人，结为一社&rdo;，专给士大夫起不雅外号，故社团被称为&ldo;猪嘴关&rdo;，堪称非常无聊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