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

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ldo;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rdo;。

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ldo;车驾行幸&rdo;，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ldo;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rdo;，&ldo;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rdo;。

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单有点不可想象。

又如南宋时，高宗说：&ldo;将来郊祀诣景灵宫，可权宜乘辇。

此去十里，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

&rdo;辇是轿子，辂则是皇帝的专用礼车，要用四至六匹马来拉。

临安人多路窄，皇帝郊祀如果乘辂，势必要拆迁太多人户，宋高宗不愿意因此大搞拆迁工程，便主动降低了皇帝出行的规格。

不管是设&ldo;城管&rdo;，还是&ldo;搞拆迁&rdo;，无非是在&ldo;自发的繁荣&rdo;与&ldo;管制的秩序&rdo;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

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如谢德权重设禁鼓，便有此意。

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们突然发现，&ldo;二纪（近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rdo;。

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ldo;过当拆屋&rdo;的行为了。

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北宋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皇帝也不敢强拆迁

11世纪的北宋汴梁（开封），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人口超百万，&ldo;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rdo;，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

《东京梦华录》：&ldo;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

&rdo;我们现在展开《清明上河图》，或者翻看《东京梦华录》，还能够领略到扑面而来的北宋东京的如梦繁华。

不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

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ldo;丰乐楼&rdo;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ldo;下视禁中&rdo;。

宋朝宫城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节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