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创作于宋代之后的小说与戏剧，讲的都是衙内欺男霸女的故事，且均以宋朝为背景。

其影响所及，便为衙内群体定型，以至现在人们一看到&ldo;衙内&rdo;二字，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个仗势欺民、恃强凌弱的恶少形象，并以为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

但溯本追源，&ldo;衙内&rdo;在宋代并无特别的褒贬含义，只因为唐、五代时，藩镇多以子弟充任&ldo;衙内都指挥使&rdo;、&ldo;衙内都虞侯&rdo;等亲卫官，宋人出于习惯，便将官宦子弟唤作&ldo;衙内&rdo;，就如称&ldo;王孙&rdo;、&ldo;公子&rdo;，并非特指骄横的&ldo;官二代&rdo;。

衙内作为无恶不作的人物形象，是从元杂剧开始才频频亮相的，这显然是元朝文人借古讽今，以宋朝衙内影射当时的权贵。

如果我们看宋代的正史、宋人的笔记，而不是看后世的小说与戏剧，便可以发现，宋朝的&ldo;官二代&rdo;当然并非全是&ldo;高衙内&rdo;那般的人物，如北宋范仲淹的子孙，便贤才辈出。

历史上高俅的三个儿子，也谈不上臭名昭著，因为史料中找不到他们作恶的故事，如果真的劣迹斑斑，应该是难逃史笔的。

宋朝的恶衙内现象，也不可能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严重，如元代的&ldo;旧臣勋阀&rdo;子弟有世袭官职的特权，&ldo;权豪势要之家&rdo;甚至可以&ldo;打死人不偿命&rdo;；清后期的八旗子弟也差不多成了&ldo;游手好闲、好逸恶劳&rdo;之辈的代名词，这类群体性的&ldo;官二代&rdo;现象，都是宋代所没有的。

事实上，宋人在约束&ldo;官二代&rdo;胡作非为方面的做法，即使不能说&ldo;最可称道&rdo;，至少也是可圈可点的。

对&ldo;官二代&rdo;的约束机制，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ldo;软约束&rdo;，一是法律、制度的&ldo;硬约束&rdo;。

我们先来说&ldo;软约束&rdo;。

所谓&ldo;软约束&rdo;，主要表现为家庭与社会究竟以怎么样的价值观去塑造官宦子弟的心智。

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

了解中国家训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家训发展到宋代时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繁荣期，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

如范仲淹有《义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训不仅数量多，从内容看，也值得称道，很注重对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诫官宦子弟不可骄横。

我们今日翻阅这些家训，会发现古人的家教思想并非都是过时的&ldo;封建伦理&rdo;，而是蕴含着普世、永恒的价值。

没有一条家训会是教导后人做坏事的，都是告诫家人要做好人，行好事。

试举两例：包拯的家训很简单，全文只有一句话：&ldo;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rdo;在宗法时代，&ldo;开除家籍&rdo;无疑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老包这条家训的约束力是非同小可的。

包拯的子孙到底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