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发悼念一位君王，当然不是没有原由的。

赵祯庙号&ldo;仁宗&rdo;，&ldo;仁&rdo;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所谓&ldo;为人君，止于仁&rdo;，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

宋仁宗的宽仁，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

南宋人施德操的《北窗炙录》记录有一桩轶事：一日深夜，仁宗&ldo;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lso;此何处作乐？&rso;宫人曰：&lso;此民间酒楼作乐处。

&rso;宫人因曰：&lso;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

&rso;仁宗曰：&lso;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

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rso;呜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rdo;

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大宋称得上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从汴梁民间彻夜不息的&ldo;丝竹歌笑&rdo;便可窥见一斑。

相比之民间市井的繁华喧闹，宫禁之内倒显得冷冷清清了。

难能可贵的是，仁宗明白到宫禁的热闹与民间的繁华乃是反比例关系，如果禁宫所代表的皇权扩张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缩了。

因此，仁宗皇帝自觉把持住了皇权的欲望。

元人修《宋史》，也赞叹仁宋朝&ldo;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rdo;，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是因为&ldo;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rdo;。

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也不得不承认&ldo;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

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rdo;。

以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来看，如果我在这里再三引证仁宗的&ldo;仁&rdo;、&ldo;盛德&rdo;、&ldo;忠厚之政&rdo;、&ldo;慈俭之德&rdo;，则不免会被认为是&ldo;人治思想&rdo;、&ldo;明君情结&rdo;的表露。

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ldo;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

&rdo;其实，我更关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运作‐‐但我不会将政治家的美德与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仁宗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到仁宗在位时，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

这个时候，宋仁宗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谦抑，守住人君的本分，遵循既定的制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仁宗&ldo;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rdo;。

所谓&ldo;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rdo;，说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ldo;共治&rdo;，换成现代政治概念来说，有点接近&ldo;虚君共和&rdo;的意思。

即君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具体的治理权归于&ldo;外廷会议&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