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大怒，鼓动宋宁宗下诏，称杨宏中等人&ldo;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rdo;。

但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邓驿拒不草诏，说：&ldo;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

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

绍熙间，有布衣俞古上书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诚不为过。

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编管，已而臣僚论奏，竟从宽典。

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睿断过严，人情震骇。

所有录黄（皇帝的意旨），臣未敢书行。

&rdo;宋宁宗与韩侂胄不得不将&ldo;编管&rdo;改为&ldo;听读&rdo;。

六名太学生虽被&ldo;听读&rdo;，但公道自在人心，天下士子已将他们誉为&ldo;庆元六君子&rdo;。

苏辙&ldo;诽谤&rdo;皇帝而受到优容，尚可以说体现了宋仁宗生性之仁厚，不过宋光宗与宋宁宗这对皇帝，显然就谈不上仁厚了，太学生俞古与&ldo;庆元六君子&rdo;之所以敢&ldo;放胆妄言&rdo;，而且能够逃过严厉的惩处，首先乃是得益于宋朝确立下来的不加罪于言事者的祖制。

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下誓约，要求赵氏君主&ldo;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rdo;，&ldo;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rdo;。

言者无罪，从此成为宋朝的一个惯例。

宋神宗年间，苏轼说：&ldo;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朝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rdo;

其次，假设赵宋皇帝一意孤行，必欲加罪于言事之人，在程序上也难以通过，因为按宋朝的权力构架，中书舍人可以拒绝起草不合祖制的诏书，台谏官也可以将他们认为不当的诏书追缴回来。

皇权受到制度性的制衡。

更重要的是，这套保护言事者的制度又养成了一种&ldo;言者无忌&rdo;的风气，&ldo;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rdo;。

制度可能会变成死物，风气则是活的制度。

制度或可以一夜之间变更，风气则难以挑战。

这样，不管是宋光宗、宋宁宗，还是权臣韩侂胄，如果想从重治罪&ldo;妄乱上书&rdo;的太学生，则不但违背祖宗法，而且在程序上会受到抵制，而且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总之，执法的成本非常高。

事实上，韩侂胄对极力反对他的&ldo;庆元六君子&rdo;非常痛恨，&ldo;欲斩其为首者&rdo;，但到底还是&ldo;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rdo;。

所谓&ldo;以计杀之&rdo;，就是将六君子发配到远恶州郡&ldo;编管&rdo;，使他们老死于穷山恶水间。

不过最终还是&ldo;编管&rdo;不成，只能改为处罚极轻的&ldo;听读&rdo;。

韩侂胄当政之时，诬道学为&ldo;伪学&rdo;，制造&ldo;庆元党禁&rdo;，压制异论，是宋代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

即便如此，韩侂胄亦不敢（也不能）禁绝议论。

庆元二年（1196年），太学生敖器之在京城的城墙上贴了一首诗‐‐那时候的城墙、宫墙、楼壁，就如网络时代的bbs，上面有许多议论时政的&ldo;题壁诗&rdo;，类似于今日的帖子‐‐其中两句写道：&ldo;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