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的诽谤罪与现代的定义大不相同，现代法学一般将诽谤罪界定为对私人的人格诋毁，是一项自诉罪；古代的诽谤则指对君主、官员以及朝政表达不满与非议，是公诉罪。

换言之，一些在现代社会显然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行为，如评论政府，在古代特别是秦制下则被当成&ldo;诽谤&rdo;，加以治罪。

到汉代时，文帝曾经下诏废止&ldo;诽谤法&rdo;，宣告&ldo;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rdo;，即使有人因为不满官府而诅咒了皇帝，也宽容待之。

但从后来的历史看，诽谤罪很快又死灰复燃了，汉武帝时，竟闹出以&ldo;腹诽&rdo;陷人死罪的荒唐事来。

又过了几百年，隋朝的文帝又一次降敕终止诽谤罪：&ldo;诽谤之罪，勿复以闻&rdo;。

自此之后，不管是《唐律疏议》，还是《宋刑统》，都不再保留&ldo;诽谤罪&rdo;，因此也可以说，&ldo;诽谤罪&rdo;在形式上被废除了。

但请注意，我说的是&ldo;形式上废除&rdo;，因为在实际上，历代王朝以&ldo;谤讪朝政&rdo;为由入罪于人的案子可谓层出无穷。

如明代的仁宗皇帝曾对大臣说：&ldo;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

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

今数月间，此风又萌。

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rdo;明仁宗虽反对以诽谤入罪，不过他的话也透露了一个事实：当时因为谤政而&ldo;身家破灭&rdo;者恐非少数。

清代的乾隆一朝，更是大兴&ldo;文字狱&rdo;，无数人因谤及&ldo;朕躬&rdo;、&ldo;圣朝&rdo;、&ldo;圣贤&rdo;而被杀头乃至灭门！

相比之下，宋朝的舆论环境在历朝中应该是最为宽松的，时政得失，士民皆得议论，通常朝廷并不禁止。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能容忍尖锐的批评，比如王安石集团掌权时，就很讨厌士民议政，认为朝野的议论纷纭，是惑乱民心，干扰了变法大业，所以必须严加镇压。

于是我们看到，在应对所谓的&ldo;诽谤&rdo;时，宋朝官府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来看两个例子‐‐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派当政，为打压异议，替变法扫清障碍，他们&ldo;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rdo;。

许多人都因为对新法表示过不满的意思而被捕入狱。

新党此举，让旧党领袖司马光大为震怒，他上书朝廷，质问宋神宗：&ldo;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子产执政，不毁乡校，何今之执政，异于古之执政乎？&rdo;

后宋神宗逝世，宋哲宗冲龄继位，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召司马光归朝执政，问计司马光：新政以何者为先？司马光说，&ldo;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rdo;，最要紧的事情乃是广开言路，应该在京城及各州出榜晓示求言，&ldo;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rdo;。

京城的士民可投书于鼓院，州县的士民则投书于州政府，任何官员&ldo;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rdo;，阻挠士民进言。

宋哲宗&ldo;从之&rdo;。

这才有了后来的&ldo;元祐之治&rdo;。

再说回宋神宗元丰年间，旧党阵营中有一个叫做许将的龙图阁待制，到郓州任太守。

郓州这地方，大概因为以前的官员施政不得人心，当地的公共知识分子养成了聚在一起非议官政的习惯，&ldo;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rdo;。

不过许将对此并不干涉，而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职，有冤理冤，有灾赈灾，施以宽仁之政，最后&ldo;民无一人犯法，三圄皆空&rdo;，郓州士子&ldo;聚肆以谤官政&rdo;的风气，也慢慢地改变了。

司马光对新党禁锢言论的谴责，以及许将治郓的实践，正好反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待&ldo;谤政&rdo;的方法论：他们固然没有像今人一样从&ldo;权利&rdo;的角度，提出批评政府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主张，但他们却从&ldo;义务&rdo;的角度，对政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反过来，如果庶民有议，则意味着政府的施政有了阙失。

根据这样的道理，他们要求主政者，面对民间的谤政，应当躬身自问，反省过失，以求重获民众的认同；而不是粗暴地禁止庶民谤政。

这便是儒家政治学的逻辑。

其实在政治学中，权利与义务是互见的关系，从&ldo;权利本位&rdo;赋权于民，与从&ldo;义务本位&rdo;求责于官，显然是殊途同归的。

传统士大夫这种看待诽谤的政治学逻辑，在宋孝宗与执政大臣的一次对话中，有很清晰的呈现。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孝宗宴请几位宰执大臣。

宴席上，孝宗说：&ldo;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

近来士大夫又好倡为清议之说，不宜有此。

况今公道大开，朝政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何必更言清议？&rdo;在这里，孝宗表达了对朝中&ldo;清议&rdo;现象的担忧，因为在皇帝看来，&ldo;清议&rdo;常常跟&ldo;朋党&rdo;勾连在一起，是基于派系利益而非出自公心的政治攻讦。

当然以现代政治学目光来看，基于政治派系的&ldo;清议&rdo;，也是可以发展出竞争性的党际监督的，不过我们大可不必苛责900年前的君主，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宋孝宗虽然不愿意看到&ldo;清议&rdo;的出现，却也认为朝政&ldo;或是或非，自有公议&rdo;，&ldo;每有缺失，虽民间亦得论之&rdo;，即承认朝廷之施政，应当接受公议包括民间谤政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