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又到杭州当知州（市长），发现州衙仍未整修，更加破烂。

他在打给朝廷的报告上说：&ldo;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

&rdo;堂堂州政府办公大楼，破落到这个地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苏轼问他的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ldo;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rdo;。

这一年六月，杭州州衙有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ldo;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rdo;，自此之后，&ldo;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rdo;。

这衙门再不修缮，实在是不能够办公、居住了。

所以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准确地说，是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

苏轼调查、计算了一下，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ldo;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rdo;，而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苏轼在给朝廷的报告上说：&ldo;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rdo;，然而，州衙&ldo;弊漏之极，不即修完，年间，必遂大坏&rdo;，到时再大修，就不是四万余贯钱所能解决的了。

所以，苏轼&ldo;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

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rdo;。

但朝廷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这次修衙的预算数目太浩大了，四万贯钱，折成人民币，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元。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

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

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ldo;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rdo;。

这样，朝廷只要拨给杭州度牒，既可赈灾，也可修衙，一举两得，一物两利。

苏轼还特别说明了救饥的重要性：&ldo;设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

而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rdo;

这一回，宋廷才同意分配度牒给杭州，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

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我猜测杭州官衙最后应该是草草修缮了事。

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ldo;苏堤&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