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能说从宋朝开始，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

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

但总的来说，宋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廨破败不堪，非修不可，又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也有地方官为了修衙，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捐献出来，作为经费，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

这倒是政策允许的。

事实上，古代不少地方官都有捐出薪水修整官廨的记录，苏轼修缮杭州州衙，便捐出自己的&ldo;公使钱&rdo;五百贯。

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那古代王朝为什么要严格限制地方官府修缮官廨呢？首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一个&ldo;小政府&rdo;，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苏轼想修整杭州衙门，只能一次次向朝廷申请拨款。

清代则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

在宋代，科配民力，政府是需要按照市场人力价格支付工资的，但地方政府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又免不了会出现&ldo;有司失职，往往不给价直&rdo;的情况，给地方百姓造成沉重负担，也埋下社会隐患，而这，又是与&ldo;恤民&rdo;的传统执政理念相违背的，也是开明的执政者所不乐见的。

最后一点更值得特别指出来，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通常被列为&ldo;不急之务&rdo;，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

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宋廷&ldo;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

过七年取旨&rdo;。

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还有学者从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期间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廨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旧时&ldo;官不修衙&rdo;的惯例虽有种种弊端，比如可能导致地方官产生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的习气，像杭州官衙那样破败到时刻有倒塌的危险，更是&ldo;不正常&rdo;。

但&ldo;官不修衙&rdo;背后那种体恤民财、民力，以及将教育预算排在修衙项目之前的传统执政理念，毫无疑问属于永不过时的普遍价值。

还是来重温一遍宋仁宗的那句话吧‐‐&ldo;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

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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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制：现代的，也是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