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的&ldo;三十万言书&rdo;里，胡风写下了自己当初的真实感受：&ldo;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最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rdo;，&ldo;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

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rdo;。

在东北，胡风还见过萧军、李又然、吴奚如等人，了解到不少延安等解放区的&ldo;黑暗面&rdo;，这几位老友在整风运动中都被整得很苦。

还有一些作家跟胡风谈起对周扬的看法，比如丁玲曾同胡风谈到，周扬在延安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

天蓝也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没有个人的情分。

胡风又从李又然处得知，周扬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文中的主要人物程仁与黑妮的恋爱是反阶级的。

吴奚如谈话中也提及周扬，说他在鲁艺整风时骂人打人。

公木在鲁艺和天蓝、李又然这些人一起遭到过&ldo;抢救&rdo;，估计也是有些共同看法的。

实际上，胡风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

第十七章（2）

进入1949年之前，已经有大约十年吧，胡风在左翼文化阵线里一直被视作一个&ldo;异数&rdo;。

他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学理论富于&ldo;五四&rdo;气质，弘扬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鼓吹作家的&ldo;主观战斗精神&rdo;，反对过分美化工农大众。

这些都使他具有了资产阶级&ldo;唯心论&rdo;的嫌疑。

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强调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胡风理论的&ldo;异端&rdo;色彩确实非常浓厚。

1943至1945年，尽管胡风身处国民党的&ldo;雾重庆&rdo;，但红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

而在1948年的香港，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党在香港的&ldo;文化工作委员会&rdo;又对胡风发起过批判。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ldo;编者按&rdo;中，为&ldo;以胡风为首的&rdo;&ldo;文艺上的小集团&rdo;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ldo;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

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rdo;。

这一年的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

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

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他的支持者的协助下，写成近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ldo;意见书&rdo;或&ldo;三十万言书&rdo;），以中国传统文人&ldo;上书&rdo;的方式，&ldo;转呈&rdo;给中共中央。

这份&ldo;意见书&rdo;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