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己对这件事情有看法，所以这时公木表示只负责布置看管，却并不设法进行审查。

宣称：作协领导掌握着李又然的材料，等他们来审查吧。

这是一种消极对抗的态度。

有一次舒群问他：&ldo;李又然怎么样？&rdo;公木竟然大声说：&ldo;现在不敢判断，反正我是宁右勿左。

&rdo;

后来公木作为李又然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到公安部去查托派名单，结果没有找到李又然的名字。

回到文讲所后很快就把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的帽子摘了。

而在李又然和胡风的关系上，做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调查研究之后，随后也给李又然做出只是一般胡风分子的初步结论。

既然原来扣在李又然头上的托派、胡风分子的帽子打了折扣甚至根本不存在，那么在公木心目中，作协领导发动的对李又然的斗争，就是一个错误。

1956年，肃反运动后期，中央政策规定：&ldo;对在运动中错捕错斗者查实后，要进行赔礼道歉&rdo;。

第二十二章（2）

95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关于肃反运动的总结和审查干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了&ldo;在运动中也曾经发生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错误和缺点&rdo;。

&ldo;在最初的一个时候，对于斗争的对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这样就使我们的斗争初期曾一度较普遍地发生过&lso;左&rso;的把斗争面扩大的现象。

虽然这种危险很快地被克服了，但已造成了一些错误，斗错了甚至隔离错了一些人……。

经过斗争、审查和甄别定案，证明他们都不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从结果上来说，对他们进行了斗争，搜查或者隔离反省都是错了的……。

对于这些同志，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对他们的最后结论，摘掉嫌疑的帽子，恢复名誉，并分别不同情况向他们解释清楚，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rdo;

以此为根据，公木在文学讲习所内召开的肃反总结大会上，向那些误伤了的全部赔礼道歉，这包括：

张义安‐‐错斗了她，给她戴了帽子，所以在公开场合，摘掉帽子，恢复名誉。

李又然‐‐再三赔礼道歉。

王有钦‐‐因为短期间曾限制过他部分自由，让他不要出门，不要回家，也向他赔礼道歉。

玛金、蔡其矫‐‐本来只进行了思想批判，因为一度戴过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也赔礼道歉。

在文讲所的&ldo;肃反斗争&rdo;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是高冠英。

直接负责审查高冠英专案的，前后换了三次人。

只有公木是从头到尾负全面责任的。

高是文讲所人事科的科员，十几岁时在石家庄给一位罗某当过差，而那位罗某在解放后被认定是特务，罗在坦白的材料中说高冠英是他手下的情报员。

可是查对高的档案交代这一段历史，只自称给罗某当听差。

一时不能定案。

文讲所的支部书记梁斌去调查一次，回来以后也定不了案。

后来又派别人调查过几次，随后就把高的事情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