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扩大会十六次，我一次也没有发言，当时有人说陈企霞是托派，在这种空气下，别人还能怎么说呢？那个会从追匿名信开始，后来又突然扯到丁玲，这显然是领导的意图，不是会议本身的自然发展，不是群众所提出的意见，而完全是主观上已先有了框框。

从对匿名信扣帽子开始，然后给丁玲扣上文艺报是以丁玲为首的独立王国，于是又过渡到文学讲习所也是以丁玲为首的独立王国，最后又说李又然也是丁玲小集团里的，可是事实怎样呢？当时我们正在审查李又然，其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说他反党、反领导，具体表现就是反对丁玲和田间（因为丁和田都是负责人），结果问题变成这样，我们那里说李又然是反领导、反对丁玲、田间的，党组扩大会上却又说李又然和丁玲是一伙的。

这还不能说明主观主义吗？

当时以为丁陈都有政治问题，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政治背景，所以觉得把问题搞得那么高、那么严重也可以，可是后来都不是这样，这就有问题了。

有人批评丁玲在文讲所挂像片，其实这是文讲所干部王谷林挂的，丁玲看见后立刻进行了批评，并且让取下来了，这怎么能算问题呢？讲习所的人现在都还在，是可以查清楚的。

那时的空气就是以组织处理的办法处理思想问题。

我觉得实事求是地讲，不应该说成是反党集团，陈企霞和讲习所根本没有关系，李又然又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这怎么能算反党集团呢？我以为这是非常主观主义地，这是硬要捏成一个模子。

这个问题应该解决，这做法还不是对三个人的问题，而是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这问题不很好解决，十年、二十年都会影响大家。

我们所里（指讲习所）的人，见到我就谈这个问题，有意见，这样不实事求是下去，不仅不会提高领导的威信，反而会使党、领导的威信降低。

张际春同志领导组织了这个组，我希望能从领导角度全盘考虑，我以为仅仅把丁陈究竟有多少错误查明定案，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问题不仅仅是过去说丁陈有十分错误，现在已查明只有二分，而是为什么过去把它搞了十分，原因是什么？如果领导不检讨，同志们可以问，过去为什么那么急于向党中央报告，向全国传达？有错误就应该检查。

那时在进行传达时，我听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头。

当时我对丁陈的问题还不敢提，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但对李又然的问题，我当时就向阮章竞同志提出意见，我问他为什么把肃反对象在正在审查的过程中，就向大家传达？而且问题是，当时我们对立的问题已作了初步的结论，没有政治问题，为什么还要传达呢？这很不合理。

那时我们和其他地方来了解李又然问题的同志都回答，李没有政治问题，结果又这样一传达，其他地方的同志又都回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是不是过去的结论又推翻了，搞的很难答复。

这个传达是时机不对、事情也不对，怎么能说李是反党集团中的呢？结果我和章竞、白羽同志个别谈，他们说，中央都批示了，我们能不传达吗？陆部长都在会上讲了话，将来如果不对，恢复名誉好了。

当时就是这么个逻辑。

当时我也觉得既然中央批示要传达，也许是应该的吧，我就没有再坚持了。

后来丁陈问题也搞明确了，也并无政治问题，我就不懂当时为什么急于要传达呢？而且中央批示也是根据他们报告，既然报告中的事实已有出入，为什么还要传达？这里包含着成见、主观。

作协有一次开会中，周扬曾说过，李又然、王亚平就是没有政治问题，也应该开除党籍。

我们后来在支部会上就通过了开除李又然的决定。

只是后来把问题搞清楚了，才改变了决定，这也是有问题的。

关于文艺报是独立王国问题，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事实有怀疑的。

熊复同志传达时说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我没提出什么意见，但看了陈企霞的陈述书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自然他是没有检讨精神的，不知是否有强词夺理之处，可是当时说陈企霞和kz是丁玲的两员大将，这讲法本身就不合理，如果说kz也是大将，为什么kz还主持检查丁玲的会呢？如果康的确是，就应该进行批判。

至于文艺报是否有问题，那也许有，但我现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