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穷京官

清朝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十一岁的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大约相当现在国务院部委的副处级）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闻今年家中可尽完旧债，是男在外有负累，而家无负累，此最可喜之事。

一位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七品官，靠租房子栖身，还要借钱才能过年。

从曾国藩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清代官员的俸禄是很低的（明朝亦如此）。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ldo;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

&rdo;一斛为十斗米，大约接近三十斤米。

光凭俸禄，在北京生活，清苦程度可想而知。

世上纯粹为理想生活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很少。

绝大多数人是肉身凡胎，要满足吃喝拉撒睡的欲望，要供养父母养育儿女，对物质一定会有最起码的要求，后来被誉为&ldo;完人&rdo;的曾国藩也是如此。

那么，明清时期，俸禄很低的官员靠什么支撑着度过清贫的日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做官趋之若鹜，做着&ldo;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rdo;的梦呢？

显然，如果仅仅靠这种不合常理的低工资，不会有那么多精英挤破脑袋进入官场。

考诸明清两代，朝廷明文规定的俸禄，对多数官员来说，不是主要的吸引力。

对无数士子来说，做官的吸引力在哪儿呢？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人投身一项职业，首先追求两个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即生理上的需求（饮食男女）和安全上的需求。

对清朝的官员来说，如果到外地当七品的知县和八品的县丞，一家的衣食住行不成问题，尤其是被称为&ldo;百里侯&rdo;的知县，有各种灰色收入。

清雍正年间火耗归公，施行养廉银制度，一个知县的养廉银根据其所在地方的贫富程度，大约在四百两到两千二百两之间，这当然是一笔巨款。

即使如此，县太爷仍然还可以通过收礼等方式敛财。

小京官没有养廉银，也没有下属孝敬‐‐做到郎中、员外郎（司长、副司长）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当然就不是穷京官了，他们便有了收钱的路子。

比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言的&ldo;炭资&rdo;，即京外有实权的官员进京给京官所送的&ldo;炭敬&rdo;&ldo;冰敬&rdo;（以&ldo;取暖费&rdo;和&ldo;防暑降温费&rdo;的名义送礼）。

当然一个小京官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收到的红包丰厚程度差别甚大。

曾国藩这一年毫无&ldo;炭资之赠&rdo;，大概和他供职于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有关，如果他当时在吏部、户部或兵部做个小官，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除外官孝敬外，还有本省籍&ldo;土豪&rdo;捐官的&ldo;印结费&rdo;。

有钱人进京捐个官，需要同省籍的京官具结作保‐‐保证此人政治可靠，得花一大笔钱让大伙盖章后再分配，这实质上是一种&ldo;投名状&rdo;或同省籍官员圈子&ldo;入场券&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