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体制下，可能作用的是新闻监督，但本地新闻媒体也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之下，异地监督现在又被打压，新闻监督的空间在当下更加狭窄。

明清两代不许在家乡五百里内做官之类的回避制度实行得不错。

全国的知县、知府都由朝廷的吏部统一分派，一个知县大多在离乡很远的外地做官，有三年大计这种吏部和都察院联合举行的考核方式，而且流官的调任、升迁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避免了一个知府或知县盘踞一地特别是和家乡的各种势力发生关系。

而今天的市、县既非真正的地方自治，由选票产生本地的行政首长，又不是明清那种官僚体制下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回避；还因为是分级授权，官位由上一级任命，大多只能在本省范围内交流市委书记，本市范围内交流县委书记，无非是在邻市、邻县做官。

所以辽宁人王亚忱能在辽宁当许多年的市委书记，湖南人李大伦在湖南、湖北人孙楚寅在湖北任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多年，怎能不在当地盘根错节、只手遮天？

今天虽说明清时政治上腐败，但具体分析对地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的管理，今天又比明清两朝做得如何？

产生市、县委书记&ldo;土司化&rdo;之忧

现在我们如果往前走一步，由选票来选拔市、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自然就有民意机构对他们实行全天候监督，他们即使贪渎，也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

要么我们退一步，回到明清时代那种，府、县主官都由中央委派、考核、调任，也能一定程度避免现在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现象。

问题是我们既不敢往前进，又不能往后退，正处在两头不靠的中间状态。

市、县委书记只要搞定一两个关键人物，贪渎的风险就很小，这样下去，一些市、县委书记就很容易变成当地为所欲为的&ldo;土司&rdo;。

制度不改革，仅仅靠&ldo;权为民所用&rdo;这类道德说教是起不了真正作用的。

而毛时代，搞一场接着一场政治运动，使官僚层处于动态之中，一定程度可能避免地方官&ldo;土司化&rdo;，但社会成本太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ldo;土司化&rdo;的流官比明清时代真正的土司还可能肆无忌惮。

因为土司是世袭的，为子孙后代计，还不敢对治下臣民太严酷，会尽量避免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

而掌握巨大权力的市、县委书记，在监督失灵时，有人可能会把治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当成公共牧地，只求眼前收割，哪管日后荒芜。

那么，出路在哪里？其实每个对世界潮流有所体察的人，都不难知晓答案，在此就没必要赘述了。

察世情

中国社会板结化的历史观察

&ldo;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rdo;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一四年新年贺词中的一段讲话，从中可以看出，在国家、社会和国民层面的这三大改革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