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等人冲出来拦他，结果一路走去，不见一个人影，声音都没有。

已经凌晨四五点钟，ji院也安静下来了，楼上楼下见不着一个活物。

就这样，他们像一对冤家，吵吵闹闹，拉拉扯扯地从楼上下来，穿过大堂。

最后，他都已经拉开大门，转眼就要走掉了，还是没有人出来拦他。

唯一拦他的只有她，嚷着要钱，要钱，要钱。

没办法，他只好摘下手表给了她。

这手表是上校在德国买的，贵着哪，要论价至少可以睡她一个月，而他其实连碰都没有碰她，显然是让她占了大便宜。

她拎着手表，乐颠颠地回屋去了。

他不相信那些人会让他走掉，他们一定在门外守着，汽车里，或者猫在哪里。

他等着他们出来抓他，押他。

可没有，真的没有。

出门没有，走过一条街也没有，两条街还是没有，回了家依然没有，仿佛他真像是去逛了一趟ji院。

这事情他怎么也想不通，直到见到了杜先生。

六

杜先生是一号院的人，又是三号院的后台老板，马上又将是五号院的背后老大。

当时重庆有四大秘密权力机构，俗称“四院”

。

一号院当然是蒋委员长的，二号院是汪精卫的，三号院是一号院的“暗室”

，四号院是二号院的“密室”

。

这四个院落在行政编制上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可以左右、影响诸多大小事务，国家的、党务的、军事的、行政的，无处不受它们的制约。

当时陆上校是三号院的人，该院对外称是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七办公室，主任由杜先生兼任，常务副主任姓傅，是个中将——可见级别之高。

陆上校是该办公室第三处处长，主要负责国内安全事务，说白了，是帮助委员长私人找寻异己力量的。

几个月前，陆上校在赴任该职之前，曾接到杜先生的电话，但人却从没有见过。

在陆上校的想象中，杜先生应该是一个膀大腰圆的人，因为他的声音即使在电话上听起来依然震耳欲聋。

但事实上，杜先生怎么看都是文弱的，个儿不高，块儿不大，戴眼镜，发谢顶，迈小步，抽纸烟，穿布鞋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样子，朴素的知识分子。

这一天，是绑架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陆上校刚从医院回到家，他的副官小许就驱车上门把他接走了，说是局长要见他。

局长就是常务副主任，三号院的实际头脑，可能是副主任的称谓和他行使的权力有点不吻合，太文绉绉了，私下里人们都习惯喊他局长，不带姓的。

为什么？因为他姓傅，又因为名义上杜先生兼任着局长，叫他傅局长，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傻。

到了单位，陆上校在车里就看见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停在他们的办公楼下，位置特殊，和上峰局长的专车并排停在一起。

上校问：“那是谁的车？”

副官答：“不知道。

我走的时候没看到这辆车，说不定是哪个大人物的，看来今天不光是局长想见您哦。”

副官说着笑笑，他的主官却笑不起来，他阴沉着脸，回顾着连日来发生的奇怪事，心里有点忐忑。

车停了，他没有马上下车的意思，对副官试探性地问：“我的事，这楼里大概人人都在念叨吧。”

副官如实说道：“嗯，大家都在猜测绑架你的到底是哪一路人。”

上校没好气地说：“当然是鬼子。”

副官讪讪地笑：“是，我也跟大家这么说。”

可如果是鬼子，又凭什么好好地放人了？陆上校想，这是个问题，他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问询，自己是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因为他自己对这次遭遇也感到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