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

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人们毁方为圆，变真为佞，其弊不可胜言。

同时，韩氏借此走上权臣之路，专断朝政。

（《细说宋朝》）

也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使&ldo;道学的虚伪、欺骗的本质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门徒，无地自容，是理所当然的&rdo;。

（《中国通史》第五册）理学后成为一统天下之官学，它严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它进行些揭露，不无益处。

当然这类对理学的打击，也只是统治者内部的党争而已，斗争过于残酷。

否定开禧北伐者，如虞云国《细说宋朝》认为发动者纯属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不认真衡量敌我的力量对比。

&ldo;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lso;宇内小康&rso;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rdo;。

所以，其是在专制独裁政体之下，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拖人一场&ldo;不度事势&rdo;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郦家驹也认为，把金章宗时的形势估计为乱亡之势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据的，韩发动的北伐是对辛弃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当，错误估计形势，而且是为巩固自己权位的一种政治投机，不见得是坚定的抗战派。

而周密《齐东野语&iddot;诛韩本末》说：&ldo;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

&rdo;是说开禧北伐乃继承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遗志。

当时抗战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弃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国内形势后，力言&ldo;金国必乱必亡&rdo;，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备战北伐。

北伐初胜时，辛弃疾还作词赞颂韩侂胄。

陆游也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岁了还作诗言志：&ldo;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rdo;似乎还想上战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振奋精神。

韩侂胄被害，嘉定和议后，陆游又写了一首《读史》：&ldo;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

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

&rdo;诗人借古讽今，认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宋军抗金的失败，反对史弥远的投降。

由此肯定开禧北伐者，认为北伐动机不纯说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大官僚追求这样的&ldo;功利&rdo;，我们不必苛求其&ldo;动机不纯&rdo;。

当时金政权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诸族的一连串反抗斗争，还有旱荒等灾害，使其统治有一定危机，而南宋有一定的潜在实力，国内也较稳定，北伐条件是基本具备的。

这时发动北伐战争是正义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不能全盘否定。

&ldo;军事惨败&rdo;说也值得怀疑，其失败主要是政治上指挥的失误和史弥远集团的妥协投降所致，所以史弥远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