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的雅量

说起军阀，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想到裂土分疆、你争我夺，想到赤裸裸的暴力，总之军阀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骂人的名词。

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ldo;人体模特儿风波&rdo;中，《申报》曾发表过孙传芳写给刘海粟的一封信。

这些发黄的照片、书简使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与炙手可热的大军阀之间的一场较量，一方的手中只有画笔，一方却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但刘海粟没有因此而畏缩，而是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捍卫他的艺术理想，面对强大的对手，他断然发出了&ldo;鄙人提倡艺学之志不能夺&rdo;的誓言。

这场&ldo;人体模特儿风波&rdo;从1917年延续到1926年，前后经过长达十年的争论、冲突，以1926年5月13日《申报》报道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令禁止美专裸体画的消息为标志，把这一风波推向了高潮。

多年来，因为开设人体写生课，刘海粟一直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

上海女子学校的校长率先指控他是&ldo;艺术叛徒&rdo;、&ldo;教育界的蟊贼&rdo;，并上书江苏教育厅要求取缔制裁。

如果不是他顶住了种种困难，人体写生课早就被取消了。

面对禁令，他决定起而反击。

5月17、18日，他在《申报》发表写给孙传芳的公开信，再三强调美术学校设立人体绘画课的必要性，驳斥危道丰的禁令。

孙传芳其时号称&ldo;苏、浙、闽、赣、皖联军总司令&rdo;，占据东南五省富庶的地盘，是在军阀纷争中崛起的一个显赫人物，关于人体模特儿的禁令最初也不是他下达的。

刘海粟的信等于揭开了这场不对等的较量的序幕。

双方的观点虽然不一致乃至截然对立，但令后世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虽然一介武夫孙传芳称人体模特是&ldo;赤屁股姑娘&rdo;，但他并没有因一个手无寸铁的艺术家的挑战而暴跳如雷，动用武力解决问题。

而是平心静气地给对方回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客气，称刘为&ldo;海粟先生&rdo;。

信是6月3日写的，离刘的信发表不过半个月，信中说：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

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

……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

如要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

我在《老照片》上读到孙传芳的这封信，仿佛墨迹犹新，禁不住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军阀也有如此的&ldo;雅量&rdo;吗？其实，这不是军阀的雅量，而是那个纷乱的年代里，军阀并没有掌握绝对的无限权力，没有学会把手伸进他们所不熟悉的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

此外，独立的民间报纸《申报》在租界的存在也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多多少少还要顾忌一些舆论，所以刘海粟才可以在《申报》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以《申报》为平台与军阀讲道理。

也正是如此，1912年，17岁的刘海粟就和几个画友白手起家办起了上海美专的前身上海图画美术院，并在五年后就设立人体写生课，开辟了一条艺术教育的新路径，重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

一个早就认识到&ldo;绘画里最要紧的就是人体&rdo;的艺术家，当然听不进孙传芳的劝告。

6月10日刘海粟又一次在《申报》发表致孙传芳的公开信说：&ldo;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

&rdo;也就是拒绝孙传芳停止人体模特儿的要求，军阀这才恼羞成怒，下令上海县知事查禁美专的人体模特儿。

刘海粟于7月15日第三次在《申报》发表给孙传芳的信，表示&ldo;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rdo;。

但这只是表面上应付军阀而已，据知情人说，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孙传芳也没有深究。

刘海粟手擎一支画笔，敢与坐拥数十万大军、用大炮和刺刀武装起来的大军阀较量，几个回合下来，虽然以他表面上的屈服告终，实际上却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的傲岸人格，也使人体模特儿在经历十年的风波之后渐渐得到世人的默认，刘海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这无疑是新的文化观念、新的文明观念对旧势力、旧礼教、旧习惯、旧思维的一次有力冲击。

南社诗人柳亚子后来回忆&ldo;模特儿案，最予我以深刻的印象&rdo;。

翻泽家、美术评论家傅雷认为，人体绘画得到社会承认，&ldo;只表示西方思想对于东方思想，在艺术的与道德的领域，得到了空前的胜利，所以尤有特殊的意义&rdo;。

军阀孙传芳在这场较量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恶劣，尤其是当《老照片》将尘封的信笺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也不是一个干瘪的脸谱化的军阀形象，至少不是那么颐指气使、粗暴无理。

而刘海粟的形象却在这场沸沸扬扬的&ldo;人体模特儿风波&rdo;中更显得丰满，即使放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一个画家能挺身与权势人物交锋，也足以惊心动魄，无论结果如何。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陶菊隐是新闻记者，更是旧闻记者，他一生在旧闻上的收获甚至超过了在新闻上的。

他以记者而写史，论学养功底乃至严谨也许都有所不足，他的史话也好，传记也好，难免都比较浅显，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材料来源以当时新闻报道为主，也不可全信，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读。

但是，他以新闻记者的角色，亲身经历过民国时代，笔下有一种在场感，这是他无可争议的优势，也是他的旧闻作品受到读者喜爱的主要因素。

他的作品受到喜爱的第二个因素也和他的身份有关，长期的新闻训练使他的文字清新如话，可读性很强，没有书斋学者的呆板。

他笔下的《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同样体现了他的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