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

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2点以前，在&ldo;延园&rdo;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ldo;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lso;不信邪&rso;，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rdo;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

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

而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丁文江：&ldo;假如我是蒋介石

在北洋军阀你争我夺的乱世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提倡&ldo;少数人的责任&rdo;。

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ldo;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lso;少数人&rso;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rdo;这个&ldo;少数人&rdo;是指那些因为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原因，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成为一种势力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砥柱。

他心目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包括他本人，他的好友胡适，以及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改变社会是他们&ldo;少数人&rdo;的天然责任。

在专业领域之外，他倡导少数人要在公共领域负责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他认为，无论世道多么混浊、多么可恶，只要这些&ldo;少数人&rdo;有知识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就可以扭转风气，转换时代的精神。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时局变幻，政权更迭，外患日深，他的这个观点却没有改变过。

1933年1月15日，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本对华北领土的觊觎，丁文江在他们少数人办的《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指出：&ldo;我们是极端反对自杀的。

任何国家，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要有决心在万死中求生存。

&rdo;他希望认清这样的事实，其一，日本是得步进步的，它要实现所谓的&ldo;全亚洲&rdo;主义或&ldo;亚洲门罗主义&rdo;，绝不是割一小块土地，就能保全一大块土地。

其二，日本的实力不是无限制的，它要吞并整个中国不是可以不计代价的。

我们的唯一生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来抵抗，要让日本付出最高的代价，而不是拱手相让。

其三，无论我们如何抵抗，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弃他们的计划。

我们要生存当然要靠国际的均势，但是先要自己肯牺牲，有牺牲的办法，我们才会得到別人的援助。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国土都不爱惜，希望别国的人来替我们抵抗，天下怎么会有如此便宜的事？他说，如果他指出的这三点是对的，主张抵抗就不是一种高调，而是最低的低调，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而是从十分的理智出发的，不是谋自杀，而是图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