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使华北在风雨飘摇中又拖了几年，功过是非，如今看来绝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评定的，然而，当时举国上下几乎是一片骂声，&ldo;卖国&rdo;之类的砖头纷纷砸向他。

这样的结果他在北上之前其实就已料到了，但他既抱定&ldo;我不人地狱谁入地狱&rdo;之心，即便万千唾骂集于一身也只能在所不顾了。

1934年夏天，黄郛正好在庐山避暑，有不再北返的念头。

后来成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前往庐山，和他详谈过两次，除了在当时的报纸上做了报道外，《赣行杂记》中也记下了他们聊天的一些内容，现在看来仍是很好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了解历史的不同侧面。

王芸生第一次找他，说北方人多盼他早去，希望他能减轻战区民众的痛苦。

他在感慨&ldo;恐怕无补于大局呵&rdo;之后说：&ldo;这一年来的经过。

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

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却须时时对内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

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

&rdo;他到北平，日本人认为他既然没有办法，还不如趁早躲开，免得碍他们的事，一球拍要把他拍到南方来。

而他到了南方，人们都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又要一球拍把他拍回北方去。

他有个说法：日本人的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的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

肩头不负责任。

所谓北平政整会只是个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

就是与虎狼打交道，随时都可能被吞噬，而且北方各省什么事都可以找上来，结果却又是什么也管不了。

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个人毁誉还是小事。

王芸生安慰他&ldo;外交家在胜利中求收获易，在失败中而不偾事难&rdo;，他说自己如果为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

但国家需要他唱这出戏，他只能牺牲个人。

自己已经55岁，大小的官都做过，已无所求。

&ldo;我以为国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诀：（一）放大眼光，（二）咬定牙关，（三）勒紧肚带。

大家能本此三点奋斗下去，国家前途才有希望。

&rdo;

他们第二次谈话时，王芸生发现他的态度积极多了。

他的第一句话是：&ldo;我在庐山住了许久，觉得这里确是热忱努力的干，这或者是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

&rdo;当时蒋介石等都在庐山办公。

他问王在庐山上住了多日，感想如何，王的回答是&ldo;很有朝气&rdo;。

他说，华北最大的危机是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一切都趋向消极。

所以，要想挽救华北，首先要革除这种心理，尽心尽力去做，归根结底，中央与地方应该共同努力。

黄郛此次南下，本来就是一种消极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