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时，比张思之年长9岁的黄仁宇是南开大学学生，他毅然中断学业，选择从军之路。

多年以后，客居美国的黄仁宇以历史学家知名于世，他的《万历十五年》等史学著作传诵久远，广为人知。

不过，人们可能不太知道，他早在成为史家之前就出过一本书，即《缅北之战》，这本书出版60年后，终于在他的祖国重新面世。

如果用狭隘的学术标准来看，人们也许不会给这本书太高的评价，因为这只是一个&ldo;业余新闻记者&rdo;的业余作品，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这本书不光是用笔写的，还是用血写的。

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关于缅北之战的书也见过一些，但都是后来的人们根据史料写的，真正来自亲历现场者的记录，黄仁宇的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唯一的，更何况他在经历无数血与火的磨炼之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

他的这本非历史的开山之作也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年轻的黄仁宇在抗日前线恐怕还没有想过将来要研究历史，但他作为史家的潜质在这些战地通讯中已流露出来，他的业余写作当时被第一流的大报《大公报》看中，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不仅有细致的观察力，而且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在万分紧张当中也能宕开一笔、从容着墨。

比如他在写一次伏击日本军队前夕，竟然来了这样一笔：不知道什么时候，乌云上面开出一个洞，洞口照出来一线阳光。

树枝上透过来一阵轻风，带着树叶清香，林子里面只有鸟啼，人都屏息着呼吸。

又如有一次，他们正准备吃饭、喝酒，刚刚用小刀把啤酒罐弄破，敌人的炮弹来了，他卧在地上，还回头去看豆荚和啤酒‐‐&ldo;我拾起一个啤酒罐，罐内的液体已经只剩三分之一&rdo;。

他在后记里说过，战场上有许多生动的镜头‐‐枪炮横飞之间，许多蝴蝶在树林里来去；一场激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也许，对他自己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一次追击战中，路过一座桥，发现桥底下歪着一具敌人的尸体，头还浸在水里。

战友得意地向他展示缴获自这具尸体的手枪，他还得了一副大尉领章和一张十盾的日本卢比，原来这是一个日军大尉，树枝上晾着水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

这也是桥下大尉的遗产。

1944年4月，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在贵阳广播电台播出时比较简略，他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心态和感受。

他也许一直难忘这一幕，很多年后在回忆录《黄河青山》里再次提及，还写下了他内心的感慨：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

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

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

……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4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

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我不知道，緬北之战与黄仁宇成为史家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联系，但我相信，亲身经历这场血与火的战争，对他的人生一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大公报》上连载四天、长达几万字的那篇《密支那像个罐头》就是他受伤后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写出来的。

生死系于一线的考验，在他笔下并没有那样惊心动魄，反而显得有点轻松，甚至炮弹的声音在他耳朵里都有了音乐节奏。

他如此记述自己受伤的情形：&ldo;好像谁在我们后面放爆竹，我已经被推倒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枪弹击中我右边大腿。

我爬到一撮芦苇下面，裤子上的血突然涌出来。

当时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点也不痛，但是感觉得伤口有一道灼热，而且渐渐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