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张东荪和共产党方面也保持着密切接触，1952年他在《张东荪检讨材料底稿》中说：&ldo;我后来所以见了蒋匪，是想在中共条件基础上恢复和谈，这事曾与董必武先生商量过。

&rdo;张东荪和董必武商量也好，去见蒋介石也好，和熟悉的&ldo;燕京大学之父&rdo;、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吃饭也好，都是在做&ldo;调人&rdo;，为和平斡旋，尽管没有达到现实的效果。

1947年1月10日通过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最后提出四个建议：&ldo;第一，努力促成和谈&rdo;；&ldo;第二，重新举行政治协商&rdo;；&ldo;第三，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rdo;；&ldo;第四，成立联合政府&rdo;。

这四条都可以看出民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国共和谈已&ldo;彻底破裂&rdo;，和谈的大门已彻底关闭。

张东荪之所以想做&ldo;调人&rdo;，显然也认为和谈之门还有可能重开。

等到民盟&ldo;为和谈正式破裂&rdo;发表宣言，已经是1947年3月8日，也就是当年3月1日南京政府&ldo;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rdo;一星期后，宣言说：&ldo;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

痛心！

&rdo;这个文献写得很清楚，在此之前，和谈并没有宣告&ldo;正式破裂&rdo;。

张东荪暂别燕京大学，南下奔走于南京、上海，做&ldo;调人&rdo;，就是想尽最后的努力。

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上发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如此解释：&ldo;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沪宁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rdo;

民国的党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君子不党……透过这些古老的成语，我们不难想见在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ldo;党&rdo;并不是什么褒义词，在繁体字中&ldo;党&rdo;尚&ldo;黑&rdo;，世人忌讳分门结党，&ldo;死党&rdo;、&ldo;朋党&rdo;也不是什么好词。

&ldo;老派共产党人&rdo;李锐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就是把&ldo;党&rdo;搞清楚，几乎逢人便说。

自19世纪以来，党派逐渐在古老中国兴起，开始各显神通。

1912年民国初创。

一夜之间冒出数百个政治党派。

尤其是进人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党成为时代的重心，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决定了古老民族的走向，一部中国政治史几乎成了国共两党史。

然而，长期以来，国人并不清楚，在风云跌宕的20世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国、共两党之外，除了我们熟悉的几个民主党派之外，还曾有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党派，其中有些如昙花一现。

比如1923年，留学美国的北大学生康白情痛感中国内忧外患、既无中心思想又无中心人物，与康纪鸿等留美学生筹组过一个新中国党，提出&ldo;发扬中国特性，融会泰西文明&rdo;的&ldo;新中国主义&rdo;，制定了政治上主张国权统一、国民自治、四权分立（三权之外加上劳工），经济上主张差别生产、中庸分配、惠侨保商，社会上主张文化奖励、劳工保护、男女平等的党纲。

显然，这些主张中不难看到&ldo;少年中国学会&rdo;早年的理想色彩，康等都是少中会员。

中国中和党、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大同党、中国公利党、中国民生共和党、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国国民自由党、中国民主合众党、中国农工党、中国民主急进党、中国农民自由党、中国劳工党、中国和平党、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急进党等，都是我们陌生的。

其实，光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就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先后出现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生产人民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中国国民党再造派、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说它山头林立、派系众多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