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普通美国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他们无法理解欧洲人，甚至很希望灾难降临到欧洲人的头上，然后他们就可以表现出一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在他们的心中，欧洲承载了罪恶，对欧洲感兴趣的人也是罪恶的。

他们认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认真思考欧洲问题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

&ldo;参与&rdo;欧洲事务的总统会受到他们的指责，而装腔作势对欧洲持傲慢态度的总统则会受到赞扬。

新来的移民对美国的欧洲政策颇有怨言，这些人利用大众的普遍偏见，只要我们的政府在欧洲做了让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会迅速而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扬，说这是一种背离美国基本原则的行径。

总而言之，我们政府的整个体系与我们追求的目标‐‐建立并推行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始终如一的欧洲政策，背道而驰。

这样一种政策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建立并维持下去，可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却始终掌握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

这样的一种政策只能谨慎地建立并推行，其间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

而我们却坚持要把手里的底牌都光明正大地放到桌面上，以便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都能看见……

美国公众决不是对欧洲漠不关心，他们当然希望通过欧洲获得利益，愿意让欧洲成为一片文明、和平、稳定的土地，愿意通过妥善的方式处理相关事务，以避免我们被欧洲问题所困扰。

他们不愿意瞻前顾后，尤其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欧洲诸国的矛盾冲突而卷入战争。

迎合美国民众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已经成为美国每一任总统和国务卿的职责：一方面要求我们避免卷入欧洲恶劣而复杂的政治现实当中，一方面又敦促我们的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免欧洲成为一个麻烦策源地。

当面临这种困境时，总统和国务卿们永恒不变的对策就是求助于一份抽象的方案，这种方案能够暂时掩盖具体对策的一切缺点，迎合了美国人喜爱的崇高道德原则，同时将未来可能爆发暴力冲突的责任抛给下一届政府。

为保障国际安全而设立一个组织机构的整体构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能够有效地维持现状，那么欧洲可能就不会再爆发战争，我们关注的欧洲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这种误判形势的推理已经屡见不鲜，它催生了神圣同盟、国际联盟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感到很满意，而且不希望看到它发生改变。

这些组织永远服务于既定的目标，这些目标唯大国利益是从，毕竟是大国满足了它们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以及其他需求。

一旦这种形势发生改变，变成了某几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去改变现状，就没有一个条约体系能阻止这种改变。

国际政治生活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

它的根本就在于应时而变。

长期有效地管理国际政治生活的体系，必须足够灵活巧妙地进行自我修正，顺应时势，这样才能适应不同成员国间的利益和权势不断发生改变的现状。

一个为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设立的国际组织，无法代替一种严谨和务实的外交政策。

为了维持现状，我们专注于构建法律体系，但是，要知道我们越是忽略政治，处在国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体系就会越快越猛烈地分崩离析。

我们方案的宗旨是阻止大国征服和控制小国，这种思想是天真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完全忽视了傀儡国家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亚洲和苏联所有政治思想的基础，偶尔也出现在东欧和中欧，它嘲弄着管理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规则。

试问蒙古共和国的领袖，蒙古是否对苏联心存不满？他不会有什么出格的想法。

他本身就是苏联警察体系中的一员，他的人民生活在红军阴影当中，我们凭什么推断苏联在西部边界建立的&ldo;依附莫斯科&rdo;的政治制度当中，蒙古会成为一个例外呢？难道我们没看见苏联越是加大控制力度，附庸国的抱怨就越少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的处境马上要跟囚犯一样了吗？他们对眼前的狱卒有着太强烈太直接的恐惧感，以致不敢冒险去求助于更遥远、更高级别的权威。

或者采取另一种比喻，受美国黑社会威胁的受害者，难道没有因为担心遭到黑帮报复而放弃向警察局求助吗？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和鼓励接受法律观念，但是法律还不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来取代实力。

实力会很快渗透到我们建立的旨在调控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体系当中，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使法律体系徒留一个形式。

国际安全必须依靠实力，而不是依靠它所披的法律体系的外衣。

如果仅仅将我们的国际组织设计方案当作一个逃避的借口，而不去严肃认真地与欧洲人民建立一种纯粹以实力为主导的关系，那我们基本上就成了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罪人。

●8月6日

米科瓦伊奇克前天如期见到了斯大林。

斯大林在声明中对波兰的秘密行动（从声明上看，斯大林不太可能预先得到准确的通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示出就苏联对边界的态度做出解释的意愿，但同时他也让米科瓦伊奇克向波兰委员会[33]咨询最重要的波兰政府改组问题。

昨天，波兰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在一个名叫贝鲁特的人[34]带领下到达莫斯科机场。

东道主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以最高规格接待了他们。

我至今对贝鲁特还一无所知，据说他是波兰全国委员会（polishnationaluncil）的主席。

苏联的官方媒体报道了这一盛况，却只字未提此次访问跟米科瓦伊奇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实际上，苏联的民众也从未被告知米科瓦伊奇克曾经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