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德与大功

太宗赵炅一生，有&ldo;惭德&rdo;四：

太祖开宝年号当年未尽，着急改元，是一；

赵廷美大案无可奈何中的处理，是二；

由&ldo;雄猜&rdo;之言，不慎逼死赵德昭，是三；

没有为太祖皇后送葬成礼，是四。

但他又有&ldo;大功&rdo;四：

抑制藩镇种种苗头或可能性，没有让立国几十年的大宋帝国回到乱世，确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权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汉，收复清源、吴越，获取中原尽可能辽阔的活动空间，是第二大功。

至于与契丹和战二十年，有胜有负，算不得大败。

高梁河、岐沟关两场战役失利，最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但总算守住关南之地。

从战略意图而言，双方算打一个平手。

但在战争中，开始令帝国精英有了&ldo;战争与和平&rdo;的思考，这样，就让中国（大宋与契丹）在纯粹的丛林角力状态，有了理性展开。

从人类战争史考察，太宗朝与契丹的和战，为地缘政治提供了至为珍贵的人类智慧，那是通往&ldo;澶渊之盟&rdo;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铺垫。

中国人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长的展开，和平，是可能的。

而和平，对人类福祉而言，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故与契丹战和功过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举、编修大书、奖掖人才，在&ldo;偃武修文&rdo;方向上成就更为卓著。

这是万世不朽之文化基业。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太宗对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恪守了太祖订立的种种制度，坚守&ldo;仍旧贯&rdo;之保守主义理念，以《誓碑》为&ldo;祖宗家法&rdo;大宪章，延续了大宋帝国的光荣。

越是理解中唐以迄于五代的乱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荣。

他们在军政方向上，为中原在地缘管辖方向上的统一，以及在圣贤理念照临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贡献。

这应该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与太祖一样，太宗也是大宋帝国三百年的&ldo;立法者&rdo;；但太宗的&ldo;立法&rdo;，更多是承认太祖赵匡胤的《誓碑》，并将其接续下来，成为帝国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程序。

如萧规曹随一般，赵炅的率由旧章，事实上成就了赵匡胤《誓碑》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

太宗践祚第二天，诏书说到&ldo;五条意见&rdo;的最后一条：&ldo;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rdo;，这里的&ldo;纪律&rdo;，就意味着他对《誓碑》的肯认。

我甚至有理由猜测：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那一个大雪的深夜，赵家老二、老三，这两个皇上在宫中密谈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

这是理解&ldo;金匮之盟&rdo;暨&ldo;兄终弟及&rdo;之后，大宋政策连续性的线索之一。

太祖一朝，没有一个因为&ldo;上书言事&rdo;而被杀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个近似的案例，鲜少为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