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避孕与&ldo;人流&rdo;技术毕竟滞后于民间高涨的节育意识，宋代社会还存在一种非常残忍的控制生育方式：溺婴。

如江南东路，&ldo;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rdo;；荆湖北路，&ldo;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rdo;；江西婺源，民&ldo;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rdo;；福建一带溺婴之风尤盛，&ldo;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rdo;，&ldo;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rdo;。

宋人用&ldo;不举子&rdo;的概念来陈述溺婴、杀婴的野蛮陋俗。

许多人都以为，溺婴是因为贫穷。

但宋代的&ldo;不举子&rdo;现象却表明，贫穷并不是民间生子不举的唯一原因（当然贫困确实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宋代东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但溺婴之风更盛；不少富有的家庭也是&ldo;不过二子一女&rdo;而已。

今天我们都知道，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其实会激发与强化人们的节育观念。

南宋民间生育控制行为的流行，可能跟城市化与商业化的加速有关联。

◎宋代钱选（款）《婴戏图》

总而言之，对于很多宋朝女性来说，她们并不愿意无节制地生育孩子，民间社会对&ldo;多子多福&rdo;的认同，未必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

我觉得，或许正因为民间对&ldo;多子多福&rdo;的认同并不高，传统的主流社会才会刻意宣扬&ldo;多子多福&rdo;，以补救时弊。

胎养令

今天的一些人口学研究者会将人口当成社会发展的累赘与负担。

但宋朝的政府与主流社会显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更相信人口是国家的财富。

因此，宋朝政府并不支持民间自发的生育控制行为，而是鼓励生育，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指标：&ldo;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rdo;

当然，宋王朝也不会像后世的罗马尼亚那样设立&ldo;月经警察&rdo;。

宋政府的对策是：一、立法禁止溺婴，&ldo;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rdo;。

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溺婴的陋俗也必须严厉禁止；二、给贫困家庭发放生育补贴，激励她们将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

南宋绍兴八年（1138），高宗下诏：&ldo;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rdo;这便是南宋政府的&ldo;胎养令&rdo;。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获得生育补贴呢？政府补贴的标准又如何呢？绍兴八年的一道法令规定，&ldo;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lso;免役宽剩钱&rso;四千。

&rdo;宋朝政府按居民财产多寡，将乡村户划为五等，坊郭户划为十等。

乡村第五等户，是&ldo;家业钱&rdo;只有三四十贯（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以下的农村下户，家境贫寒，&ldo;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rdo;；城市第七等户以下，家产通常不足十几贯钱，也是贫乏之家。

因此他们都被纳入国家救济的范围。

救济的标准是生下孩子后，政府给每户每胎补贴4贯&ldo;奶粉钱&rdo;，大约值1200元人民币。

这笔支出来自&ldo;免役宽剩钱&rdo;，是由地方政府征收并留存备用的一项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