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都难能可贵地做到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虽说两宋也有不争气之君，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能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

宋代大诗人苏轼，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结果受新党小人构陷，惹出一个&ldo;乌台诗案&rdo;来，但也只是被贬谪黄州，没有杀头。

当时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状：&ldo;轼有不臣意。

&rdo;因为苏轼《咏桧》诗中有&ldo;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rdo;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将心迹托与&ldo;地下蛰龙&rdo;嘛，这还不是&ldo;不臣之心&rdo;么？幸亏宋神宗并不糊涂，说：&ldo;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rdo;王珪才无言以对。

要是换在明朝，就算苏夫子项上长着十颗人头，也是不够砍的。

明太祖说得铿锵有力的&ldo;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rdo;则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谎言。

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铸成铁牌立于宫门的，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篡位登基后，很快就给予&ldo;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rdo;，时距铁牌铸成之日，也不过二三十年光景。

事实上，明代的内臣（宦官）不仅干预政事，而且是大面积、持续性的干预政事，正统朝有王振乱政，挟皇帝亲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专权，时人竟&ldo;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rdo;；正德朝的刘瑾权焰尤炽，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写两份，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人称刘瑾为&ldo;立皇帝&rdo;；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自号&ldo;九千岁&rdo;，&ldo;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rdo;。

明朝太监之臭名昭著，比之东汉与晚唐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遗嘱能获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铸注于铁牌上的政治遗嘱则被子孙当成耳边风呢？是石碑比铁牌更能昭示&ldo;祖宗之法&rdo;的&ldo;宪法&rdo;地位吗？当然不是。

是因为朱明皇帝比赵宋皇帝不成器吗？也不尽然。

我认为，最为深刻的原因隐藏在宋明大异其趣的权力结构中。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太祖画像

宋代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比较典型的&ldo;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rdo;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权者，但具体政事则归由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执掌，用宋人的话来说，君王&ldo;揽权不必亲细务&rdo;，&ldo;权归人主，政出中书&rdo;。

换成现代的说法来形容，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权结构。

尽管这一分权模式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对于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的行为，确是不以为然的，&ldo;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rdo;。

也敢于公开抵制，&ldo;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rdo;。

这不是因为宋代的官僚胆子特别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显然，在&ldo;权归人主、政出中书&rdo;的分权结构下，宋代的皇帝相对而言，受到更多的约束，很难做到专权独断、为所欲为，即使一时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过官僚集团这一关。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还是那个不杀苏轼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将某大臣斩了，次日临朝，神宗问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斩某人，已执行否？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认为陛下不可破例。

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说：那就刺配远边吧。

这时副宰相章惇站出来说：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很不高兴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天子贵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ldo;快意事&rdo;，这岂是后世的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书上说宋代皇帝&ldo;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rdo;，&ldo;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rdo;，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与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大体上受到官僚系统制约的体现。

◎朱元璋画像

反观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宋代相去甚远。

简单地说，朱元璋将&ldo;权归人主、政出中书&rdo;的二元分权结构彻底改造成君主&ldo;尽收威柄、一总事权&rdo;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了。

洪武十三年，即在铸铁牌禁止宦官预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并诏令子孙：&ldo;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rdo;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入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ldo;票拟&rdo;。

严格来说，&ldo;票拟&rdo;并无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ldo;朱批&rdo;，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

朱元璋设想以这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独揽朝政、乾纲独断，可惜他一定没想到，朱氏子孙竟也有懒得打理国政的（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宫禁中长大的凤子龙孙，又有几人能像乃祖那样精力过人）。

假如在二元分权结构中，或许问题不大，圣上&ldo;垂拱而治&rdo;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将&ldo;批红&rdo;的活计交给身边的内臣代劳，于是窃柄自重的太监就隐然成了&ldo;二皇帝&rdo;。

盛产强权太监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集团不是被砍脑袋瓜子，就是经常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

内臣的得势专权与士大夫的丧失尊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

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明代士大夫绝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则远比宋代文臣惨烈，这是官僚集团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推毁的必然结果。

而权力结构既已失衡，作为专制皇权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团要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朱元璋废了宰相，将权力结构改造得畸重畸轻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预政在后，殊不知，这是一对悖论。

那块置于宫门中的铁牌，不过是婊子门前的贞节牌坊，皇帝早已为太监干政亲自挖好了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