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领导这样一个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让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并仍然可以一起行动。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美国在激励体制发展和组织非正式网络方面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过去经常会有出于利己目的而对美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过度夸张，就如巨人歌利亚的故事一样。

正如迈克尔&iddot;曼德尔鲍姆对美国的作用所描述的那样，其他国家会批评它，但&ldo;当它一去不复返时，他们会想念它&rdo;。

[11]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没有失去其权势。

即使在其所占资源的主导地位已被削弱的若干问题上，美国的领导仍然是全球集体行动的关键，这一点在贸易和不扩散核武器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的例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贸易方面，美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7年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国，并主动承担了欧洲和日本的贸易壁垒以作为其冷战战略的一部分。

当这些国家恢复以后，他们成了美国在gatt内志同道合的俱乐部伙伴。

[12]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其他国家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增加，美国支持将gatt扩展成世界贸易组织，而俱乐部模式就变得过时了。

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

虽然全球性的贸易谈判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激增，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继续提供着一个通用的架构，其中的最惠国待遇和互惠规范创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少数国家之间的俱乐部交易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国家中去。

此外，像中国这样新加入的国家发现，有时候甚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的不利裁决对它们也是有利的。

在核不扩散条约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当美国拥有核垄断地位时，它提出了受联合国控制的巴鲁克计划3，但苏联为了追求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而拒绝了这个计划。

在20世纪50年代，当核技术不断扩散时，美国将原子能用于和平项目，加上新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察，美国试图将核技术的和平应用与武器制造分离开来。

在20世纪60年代，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谈判达成了核不扩散条约，该条约承诺对接受非核武器国家法律地位的国家给予和平援助。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印度核装置的爆炸，裂变材料的浓缩和再处理技术的进一步蔓延，美国和持相同看法的一些国家创建了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国同意在出口敏感技术方面&ldo;保持克制&rdo;，并创建了一个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的组织，该组织有关使用钚燃料的乐观预测曾遭受质疑。

这些体制上的改变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今天仍然存在着朝鲜和伊朗的问题。

规范结构和美国领导的净效应只是延缓了拥有核武器国家数量的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预计将有的25个国家延缓到今天存在的9个国家。

[13]2003年，美国推出了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securityitiative），一个共享信息并努力协调制止核扩散相关材料贩运的松散的国际机构。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今天对互联网和网络活动的治理方面。

在诞生的初期，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人的，但今天中国的用户是美国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