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局势下，爸爸从湘鄂西跑出来。

我想父亲跑出来的时候，是横了一条心的，与其死在那里，还不如作最后的努力。

他一定很清楚，抓到的话，他是必死无疑的。

但是，他还是跑出来了。

他跑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

一到上海，爸爸就暂时住在朋友家（原因是妻子覃必愉搬走了）。

在爸爸的自传上，他是这样写的：

&ldo;我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起草了给党中央的信，然后交给周扬，委托他递交给党中央。

党中央派湘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我谈话四次。

我非常具体地向他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

杨光华请示了上级领导，然后向我陈述了党中央的决定：彭柏山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他应该立刻返回原地坚持斗争。

&ldo;我看到了那个简短的中央批文，和杨光华同志说的一模一样。

我有点着急，所以我当时态度也不够正确，我着急地说：&lso;我不能回去。

如果中央不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光是我个人，更多的同志会被杀掉的。

&rso;

&ldo;杨光华同志非常严厉地指出：&lso;你这是在和革命讨价还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的全局着想，党性要求你必须坚决地遵守&ldo;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rdo;的革命纪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党规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必要的、合法的斗争。

而一旦党作出决定，个人不能有丝毫违抗的表示。

&rso;&rdo;

爸爸的悲剧在于，他和花娃是不一样的。

他不会把一切希望留在&ldo;军部&rdo;。

他用自己的良知，是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要求中央采取措施。

他不忍心再回去执行任何&ldo;命令&rdo;，他甚至都不忍心再去看到自己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杀害。

他能够做的都做了，但是就像妈妈跟我说的，&ldo;谁来阻止自己人杀自己人？王明当时是党的书记处书记。

&rdo;爸爸没有服从杨光华传达的党中央的决定，他没有服从这个决定，他没有回到湘鄂西根据地。

他留在上海，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党支部正式宣布停止彭柏山的党组织生活。

当我动笔写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爸爸当时那种真实的处境，任何文字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爸爸徘徊在上海的小弄堂里，徘徊在霓虹灯下。

他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覃必愉。

在根据地两年，爸爸几乎只和她有过一次通信。

生活是艰苦的。

对覃必愉的思念，支持了爸爸。

现在，她更是爸爸最后的安慰和归宿了。

终于在一条小马路上碰见了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可是朋友闭口不谈覃必愉的情况。

爸爸紧紧地拽住他，朋友把脸转向一边，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敢面对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