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有一件棘手的司法案件发生。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见驾，进入宫中时没有解下身佩的钢刀，监守阁门的校尉在出阁门后才发觉。

当时，太宗叫大臣们讨论如何给两人定罪。

宰相封德彝考虑到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的妻兄，而且唐太宗十分器重他，遂提出监门校尉不能及时察觉有人带刀入室，按照法律应当斩首；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是出于疏忽，应判徒刑两年，可用铜二十斤来赎罪。

太宗刚答应，掌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就提出了反驳的意见：&ldo;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是疏忽，长孙无忌也是由于疏忽失误而带刀入内。

臣子对皇帝，不得称误。

按刑律规定：&lso;供御饮食、汤药、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

&rso;陛下如果念无忌功勋卓著，想特别开恩宽恕他，那是您的特殊权力；如果依法而断，罚铜一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rdo;太宗听后说道：&ldo;法不是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法律。

朕是不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破坏法律的。

&rdo;于是叫大臣再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正想批准封德彝提议的时候，戴胄再次反驳道：&ldo;监门校尉是因长孙无忌才导致犯罪，按照法律应该从轻罚处；若说失误，则情况相同，而定罪如此悬殊，臣实不敢苟同。

&rdo;唐太宗觉得有理，于是校尉的死罪得以免除。

虞世南像

法制的贯彻，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皇帝能否执法守法。

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那么大臣们要奉公守法就很难了。

因此，唐太宗提倡守法，认为国家的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

有一次侍御史张玄素弹劾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

太宗一怒之下，想要将其斩首。

中书舍人张文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认为不应当判死刑。

太宗坚持道：&ldo;国家仓粮，事关重大，如不杀他，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触犯此罪。

&rdo;魏征进谏说：&ldo;陛下立法，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

今如果任意改变，人们必然认为可律外定罪，致使法律失效。

况且盗官粮处死，如果有更大的犯罪事件，那怎样才能加重处置呢？&rdo;一席话说得太宗心服口服，收回原来的成命，依法惩办了犯人。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仗势夺取奴婢，触犯律条。

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关于奴婢的所有案件。

因此，依法将杨誉拘留审查，但尚未定罪。

杨誉的儿子为侍卫皇帝的千牛卫府的卫官，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凭着国戚的权利，搬弄是非。

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薛仁方杖罚一百，撤其职务。

魏征极力反对道：&ldo;仁方既然担任职司，就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

&rdo;他还特别指出：&ldo;贵族国戚本来就很难处治，若您这次袒护他的错误，恐怕以后会起更多事端。

洪水还未肆意横流，自己怎么可以毁掉堤防呢？&rdo;于是太宗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