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县知县陈铨以上司沈作朋转交的盗犯供词为凭，遂不再追问盗犯，反而认定知州赵泰交&ldo;滥刑妄断&rdo;。

于是侦办方向集中在严厉追究事主李作椇及保正袁正芳，先掌括威吓，继之罚两人长跪。

李作椇牙齿被打落，袁正芳跪链膝盖受伤至骨，两人都难以忍受刑求，在胁迫诱骗之下，只好承认逼供诬告。

盗犯又借机诬告差役在搜索其住家之时，曾窃取银七十四两。

根据清律衙役犯赃十两以上，本官有失察觉者革职，由此可以定赵泰交革职之罪。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总督爱必达亲自审问，赵泰交认罪。

昔日盗犯反而成为官僚倾轧下受到保护的受害者，无罪开释。

经巡抚周琬亲自审讯，由按察使沈作朋会同原布政使亢保，题参归州知州内大小官员、吏目与差役，转报总督审题。

于是赵泰交被题参流放，吏目夏念祖，州役宋明、胡贤、邓珍徒刑，事主李作椇、保正袁正芳充军，州役周四杖刑。

清律严苛，地方官吏必须在时限内侦办盗案、刑案，否者受罚。

官僚相护是官场伦理，必要时牺牲平民是官场一般处理案件的方式。

反观本案却是相反，盗犯利用官僚之间的矛盾，死里求生。

而且在复审时利用地方官违法失职情节，不但翻供，而且诬告地方役吏在搜索时窃取其家中银两，写下奸民铤而走险、官民斗法的惊险一章。

结果本案之演变，完全不符合官场之内相互袒护、利益相依的传统；而是地方官僚内部倾轧，公报私仇，产生官场冤案。

此一案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幕宾、吏目、衙役，地方官僚体系内各层级成员均牵涉在内。

按察使沈作朋一手遮天，影响总督爱必达的判断，固为罪魁祸首，地方官探问上司口气侦办案件，在本案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而若非张氏兄弟贼心不改犯下续案，归州受诬陷官僚及地方人士可能就此沉冤莫白。

张红顺兄弟开释之后，心中暗自得意，玩弄了一批昏庸官吏，遂以为其智慧超越司法之上，又谋划了第二盗案。

时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届时，新任知州秦爃于人赃俱获后，审出李作椇家盗案及赵启贤家一案，张氏兄弟俱为正贼，并非冤枉。

总督爱必达、继任巡抚汤聘命新任按察使高诚委托武昌知府锡占审理（原按察使沈作朋已经升任布政使）。

另一方面，则拘押嫌犯在监，一搁就是将近一年，不审不判。

在总督、巡抚、知府的暧昧态度下，本案难以继续追查。

若非张洪舜（红顺）之妻犯下奸案被捕，供出其夫因赵启贤家盗案被捕在监，事情似乎就可大化小、小化无了。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皇上由刑部奏文中得知，前&ldo;归州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案&rdo;内开释盗犯张红顺名字与其字音相同。

而赵家盗案发生已经将近一年，湖北省并未咨部，违反了刑律中供证确凿赃迹明显者限四个月完结，即使限内无法完结也要行文咨部，方可准延展两月的规定。

立即谕令刑部要求该省督抚详查覆奏。

诸多疑点又提醒皇上&ldo;该督抚以至承审各员，或有回护，亦未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