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怒火逐日上升，五月二十一日谕示，仅予革职处分过轻，不足以示惩，改处爱必达发往伊犁，自备斧资，效力赎罪。

宋邦绥留湖北省认办堤工三年。

六月初，皇帝中途变卦，认为爱必达早已知晓真盗案情，故意批驳秦爃禀文，任由沈作朋拨弄是非掩饰前案。

若仅发往伊犁，处分过轻，无法警示其他臣僚，因此谕令押往行在亲自讯问治罪，并查抄其财产。

六月十二日，命令所有违法臣僚俱押往热河避暑行宫，亲自审讯。

在热河，爱必达于认罪时供称：因第二案发觉前案判决错误，如果翻案颜面无光，因而踌躇未决。

沈作朋却在答复中出言辩解，龙颜大怒，立即予以正法，成为本案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官僚。

皇帝认为此案有四大弊端。

其一，湖北地方官员上下扶同，朋比为奸，串通蒙骗，纵盗冤良。

其二，引起湖北同省民人公愤，而有司不敢举发昭雪。

其三，罕见之欺君罔上。

其四，扰乱社会秩序。

并重申：立法之意在&ldo;安民&rdo;，因前案未能雪冤，造成劫盗集团连续犯案。

第二案苦主赵启贤惧于张红顺一伙前科未受任何惩罚，猜想其人可能与地方官员有所勾结，而不敢赴控。

如此一来，&ldo;闾阎尚有安居之日乎？&rdo;

皇上在本案中表现得异常严厉。

他有意借此整顿吏治，肃清官僚揣摩上司意旨、不问案情曲直的陋习。

对于案内有心犯错者从重处置，存心观望揣摩者一并处分，不使一人漏网，而且所有惩处都通谕各省以为戒鉴。

本案爱必达以总督身份应负全责。

其渎职在前，欺君在后，有负平日皇恩，但念在&ldo;案中尚未冤及人命&rdo;，从宽改为绞监候。

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以爱必达出自勋旧世家，两位兄长策楞死于兵事，讷亲于金川之役以贻误军机罪处斩。

因不忍心兄弟三人同样下场，改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前任巡抚周琬曾任刑部司员，评为&ldo;颇称强干&rdo;，却听信沈作朋一面之词，朋比为奸，存心欺骗。

虽未参与第二案审判，却始终不令宜昌知府佛保住往见爱必达面禀详情，是本案欺罔之罪的祸源，处以斩监候。

二十八年十月赦免爱必达之后，予以释放，改为发往伊犁赎罪效力。

布政使沈作朋为本案罪魁，事前纵盗冤良，事后拨弄是非，酿成冤案。

如果仅予军流，往后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大权的按察使，都以如此轻率的方式动辄处罚劫盗原告，以一手遮天下耳目，地方百姓如何安居，社会如何安定？因于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予以处斩，抄家。

亢保，前湖北布政使，任内扶同附和，揭参赵泰交，并会衔滥行保举陈铨（知州）、陈文枢（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