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以后，文字狱显著减少，五十五年查办《奈何吟》一案，就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

从四十四年前后文字狱巅峰到四十八年后文字狱剧减，其直接原因可能是违禁书籍业已搜剔殆尽，政策上已没有利用文字狱来催迫人们呈缴禁书的必要了。

以查办禁书的重点地区之一浙江为例，乾隆三十九年以来，前后奏缴禁书二十四次，共计缴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最后一次奏缴后，三四年间再未呈缴过一部禁书。

在呈缴禁书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皇帝从四十七年开始有意纠正了几起文字狱错案，并借此一再申明：&ldo;朕凡事不为已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各省督抚尤当仰体朕意，将此通谕天下知之。

&rdo;这无异于告诉大家，朝廷已无意再搞文字狱了。

但偏偏还有个把督抚不能&ldo;仰体朕意&rdo;，所以五十年七月又通过查办刘遇奇《慎余堂集》案告诫各省督抚：江西巡抚舒常查办此书，乃属&ldo;办理失当，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rdo;。

善于窥测意旨的督抚大员们感到风向已确实无误地转变了，查办禁书的劲头随之松懈下来，文字狱也就大大减少了。

另一方面，乾隆朝末期文字狱逐渐减少以至绝迹，从根本上讲，可能也是清朝统治效能的下降所致。

嘉庆初年，留心前朝治乱兴衰的洪亮吉指出，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说：&ldo;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也。

&rdo;这一年皇上已年逾八旬，虽然常夸耀自己&ldo;精神强固&rdo;，&ldo;办事精勤&rdo;，实际上是奸佞和珅弄权，许多人称之为&ldo;二皇帝&rdo;，皇帝总揽全局、统驭政治的能力已今非昔比。

查办《奈何吟》一案不了了之，即颇具讽刺意味，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乾隆盛世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5）

事情也可能不仅如此。

从后世看来，清朝查禁违禁书籍还是很有效率的，以致我们今天几乎看不到批评乾隆朝政治的文字。

乾隆朝文字狱&iddot;六（乾隆四十九至五十五年）

乾隆四十九年（1874年）

浙江江山县生员毛德聪赴县首告在郑涛家教书之吴文世造逆书《云氏草》一部，其义盖取&ldo;云从龙&rdo;之意，内云：&ldo;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长之令庶民且逆&rdo;；又有&ldo;驳柳子厚封建论&rdo;一篇云：&ldo;自秦怯封建，建郡县，以至于今，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圣贤皆用乎？&rdo;迨拘捉人犯来省研鞫，俱称并无其书。

谕令江山知县王昭麟及典史姚承华俱革职。

乾隆五十年（1785年）

江西庐陵县生员郭榜呈控该县修纂志书，不应将顺治年间进士刘遇奇入志，并将刘所作文集呈首。

上谕：&ldo;朕将其书详加披阅，其签出之处如&lso;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为醉侯&rso;，&lso;清风&rso;、&lso;明月&rso;乃词人引用成语，此而目为悖妄，则欲将&lso;清&rso;、&lso;明&rso;二字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其余签出各处，俱系庙讳及朕御名未经避写，无论刘遇奇系顺治年间进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预知敬避？即现在乡曲愚民，其不知庙讳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

此而指为语句狂谬，将其子孙治以悖逆之罪，则将来挟嫌告讦之徒势必吹毛求疵，谬加指摘，使人何所措手足耶？&rdo;又谕：外间著有诗文&ldo;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rdo;，命将此旨再行明白宣渝。

湖南桑植县人郭大至妄撰公状序文，代宣《圣谕广训》，于学政按试时，将稿本呈恳转奏。

随咨会巡抚究办，以其&ldo;语多狂悖&rdo;，照大逆律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