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相对于孔门的&ldo;德行之科&rdo;（义理之学）、&ldo;言语之科&rdo;（辞章之学）、&ldo;文学之科&rdo;（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ldo;经济之学&rdo;（&ldo;政事之科&rdo;），为儒学四要项，&ldo;缺一不可&rdo;；并把陈宏谋奉为讲&ldo;经济之学&rdo;的楷模，&ldo;立意崇尚之&rdo;。

张之洞亦称&ldo;理学家&rdo;外，尚有&ldo;经济家&rdo;一名目。

&ldo;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rdo;；&ldo;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rdo;。

不过，即使把《皇朝经世文编》中有关十八世纪的部分抽取出来，我们仍对它有许多不能满意之处。

今日要想弥补这一缺陷，恐怕只能重写清朝《经世文编》不可。

为此也许应该补充进很多内容，特别是对经世派&ldo;头目&rdo;的皇帝本人的许多思想，更是不能不予收录。

例如，在《户政》中&ldo;农政&rdo;一节，可以收入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之谕（像许多志书曾援引过一样）；在&ldo;垦政&rdo;一节，加入乾隆初年的有关争论；在全书第一部分的《治体》中，增入皇上那些有关的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

就像清代经济政策，那些具有跨时代超越价值的东西一样（如垦政、农政、粮政等），乾隆朝的政治思想（它也散见于各处），恐怕也需要后人来总结了。

乾隆初年，首先兴起的是&ldo;经世之学&rdo;，其思想内容体现在&ldo;垦政&rdo;、&ldo;农政&rdo;、&ldo;粮政&rdo;、&ldo;荒政&rdo;，&ldo;赋税&rdo;、&ldo;矿政&rdo;、&ldo;河工&rdo;和&ldo;漕政&rdo;等方面（那些奏疏大多都在数十年后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一书中），与清代经济政策的&ldo;活跃期&rdo;及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有他们，乾隆初政那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当日还没有&ldo;经世学派&rdo;这一名称。

它在中国儒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像《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所表明的那样，把学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ldo;治世&rdo;，一部分&ldo;修身&rdo;，并把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部分又需随时代而变化），这就回到了先秦（孔子）儒学，成为&ldo;儒学&rdo;（不是&ldo;经学&rdo;、&ldo;理学&rdo;，或&ldo;考据学&rdo;）&ldo;通经致用&rdo;的一个至高的表现形式。

清代十八世纪的这批&ldo;经世学者&rdo;与&ldo;考据学者&rdo;有所不同，不但表现在学术取向上，可以说，他们在身份上，做派上，处处都不一样。

他们可能主要是一些官员，有职有权，直接面对国家或地方上的那些行政问题，并为此承担责任，考虑对策。

他们是&ldo;体制内官僚&rdo;，与清初&ldo;遗老&rdo;构成的&ldo;政治反对派&rdo;，及清末之&ldo;改革派&rdo;，都不一样（也不排除有乡绅和其他知识阶层参与其中）。

他们可能也从事学术活动，但那不一定是其主要事业。

与&ldo;汉学家&rdo;相对，他们很多都属于&ldo;理学家&rdo;。

同时，还不能忽略皇帝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如康熙时由发现人口问题，引致对经济对策（&ldo;农政&rdo;）的探讨，乾隆朝发起扩大仓储（&ldo;粮政&rdo;）的新一轮努力，等等。

这些可能终将有助于划定这一研究的范围。

如此来说，十八世纪最重要的&ldo;经世&rdo;之务有&ldo;农政&rdo;、&ldo;垦政&rdo;、&ldo;粮政&rdo;（涉及仓储、赈粜、禁囤、禁遏、平价），&ldo;财政&rdo;（地丁合一、永不加赋），以及到十九世纪才显得更为突出了的&ldo;盐政&rdo;、&ldo;漕政&rdo;，等等。

其涉及范围，见于《皇朝经世文编&iddot;户政》者有：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见于《清史稿&iddot;食货志》中有：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其所涉及人物，有见于《清史稿》的陈宏谋（仕于多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裴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见于《清实录》的张广泗（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耀（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绂（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或如张之洞所说：&ldo;理学家&rdo;之外，别有一种&ldo;经济家&rdo;，其名臣若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ldo;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或自有专书&rdo;。

（23）则可以分别立传。

或可以事件叙述，举其一端，加以条贯（如劝农策的制订和推行等）。

至于《皇朝经世文编》，即是十九世纪经世派的&ldo;教科书&rdo;，则可与《切问斋文钞》等书，同作专门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