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讲道，退佃并不那么容易。

他说：逐出佃户的实际困难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换者。

因此，抱着将来收回租子的希望，宽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ldo;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难道不能去打官司？&rdo;‐‐这怕是读者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研究农民抗租，当然要涉及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问题。

遗憾的是，历史上政府有关主佃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并没有受到适当的重视。

就说打官司吧，与一般认为&ldo;官府受理词讼必然偏袒某方&rdo;的认识相反，过去处理主佃间的纠纷，并不是政府的责任。

这种状况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鉴于&ldo;田主苛虐佃户&rdo;，制定了一个条例，同时考虑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加上了&ldo;佃户欺慢田主之例&rdo;。

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外，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

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

据史书所说，业户之中，&ldo;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rdo;；&ldo;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

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rdo;而&ldo;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rdo;。

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不过是&ldo;征粮&rdo;、&ldo;听讼&rdo;，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以故&ldo;告追每置不问&rdo;，仍如旧惯；若遇佃户抗欠，&ldo;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rdo;，仍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

它正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

增租，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ldo;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rdo;，反对加重租息。

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

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

为此曾几次议定&ldo;禁止增租夺佃&rdo;。

清代还屡次蠲免田赋，并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