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很久以后，最近我才想到：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

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ldo;扩大粮食耕作面积&rdo;，仍然是一种&ldo;开荒&rdo;。

如果早读一点清史，读一点康熙、乾隆的谕旨（那些个所谓&ldo;错话&rdo;），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我就不知道了……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如果说&ldo;三百年为一个历史&rdo;，我们也可以说，在近几十年里，这一直是一个&ldo;老大难&rdo;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的口号是&ldo;以粮为纲&rdo;，但与它的后半句&ldo;全面发展&rdo;，就不免成为&ldo;悖论&rdo;。

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ldo;以粮为纲，全面砍光&rdo;。

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ldo;技术方面&rdo;，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清代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ldo;狃于种地&rdo;，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于土地增垦、&ldo;竭力耕耘&rdo;外，提倡&ldo;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rdo;，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

其含义已不止于&ldo;精耕细作&rdo;（据许倬云研究，中国汉代农业已进入这一层次），而在于经济作物等&ldo;商品经济&rdo;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

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ldo;副业&rdo;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

如果加上&ldo;工业&rdo;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ldo;贸易&rdo;及&ldo;交换&rdo;有关（尽管只涉及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清朝关税在乾隆年间仍增长了四倍）。

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

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这一切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ldo;利好&rdo;消息：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如我在广东所见之买税）；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参见拙作《租佃关系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反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ldo;黄金时代&rdo;，其实大可商榷。

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

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ldo;一五&rdo;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

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

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1958年分别减少390万头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

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

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ldo;工业化&rdo;、&ldo;城市化&rdo;皆失去依托）。

当年&ldo;以粮为纲&rdo;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

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的&ldo;舍本逐末&rdo;。

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年、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ldo;放开&rdo;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ldo;自由&rdo;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