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

到1982年、1983年的&ldo;一号文件&rdo;，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

1984年&ldo;一号文件&rdo;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ldo;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rdo;，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ldo;四号文件&rdo;下发。

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

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ldo;半壁江山&rdo;，居功至伟。

发展&ldo;多种经营&rdo;和&ldo;农村工业&rdo;，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

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

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ldo;中断&rdo;。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

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

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ldo;传统制度&rdo;的复兴；即令&ldo;包产到户&rdo;，也可以说是古代&ldo;井田&rdo;、&ldo;均田制&rdo;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ldo;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rdo;，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

历史，在这里重新&ldo;接续&rdo;起来。

关于清代的&ldo;工政&rdo;和&ldo;粮政&rdo;，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

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

所谓&ldo;经济发展&rdo;，意指历史上&ldo;经济恢复&rdo;之后的&ldo;和平发展时期&rdo;，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

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

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ldo;经济史&rdo;研究，带入了&ldo;思想史&rdo;、&ldo;政治史&rdo;的领域。

也许，正如钱穆所说：&ldo;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rdo;？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ldo;历史&rdo;，几乎没有一句提及&ldo;当代&rdo;。

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ldo;摸爬滚打&rdo;，深悉&ldo;个中滋味&rdo;（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ldo;一代有一代之史&rdo;，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

借由着这种&ldo;古今两相观照&rdo;，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

其实，它可能也是&ldo;身不由己&rdo;，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

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ldo;人谋&rdo;。

是古人错了吗